塞斯?诺特博姆(CeesNooteboom)是荷兰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游记作家、翻译。《纽约时报书评》杂志称其为“20世纪的乡村说书人。”纽约的《村声》周报称其为“作家中的作家,其著作常象征着艺术本身,其作品中的典故随手拈来,尽管其作品都不长,但是有些读者读起来,可能得重温一下西方(甚至还有东方)文化和文学史才行。”《华盛顿邮报》说“诺特博姆作品主题宏大,但他绝非眼高手低之辈。他在寻常事物中灌注哲学思考。他的思想会不经意地突然出现,叫你猝不及防,如同一个荒废橱柜里藏着的天使。”

对中国读者来说,诺特博姆的名字还略显陌生,但他的部分作品已经开始引进,如其游记作品《绕道去圣地亚哥》。《万灵节》被德国一杂志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50部小说之一。      《万灵节》(AllSouls’Day)这部小说标题的万灵节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万圣节(AllSaints’Day),在天主教等宗教中,万圣节是11月1日,纪念已经升入天堂的圣徒。而万灵节则为罗马天主教、圣公会等宗教的一个节日,在万圣节的次日,亦即11月2日。该节日纪念死去的信徒,其罪尚未洗净,还不能上天堂。和中国清明节一样,在这一天,人们相信亡灵会归来。      这部小说的主要场景并不是发生在万灵节,然而故事的主人公阿瑟?唐恩倒像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节日当中。阿瑟是一个荷兰纪录片摄影师,除了经常接受国际拍摄任务之外,他还有个爱好,就是拍摄黄昏或者凌晨,其时暮色或晨光半明半暗。阿瑟个人也生活在半明半暗,阳间和冥界的交错之中:十年前,他的妻儿在飞机失事中丧生。其亡灵不时浮上心头来,而他却又要努力习惯新的生活。他孤身一人,“了无牵挂,却又藕断丝连,通过看不见的线路和世界连接。语音,留言。都是些朋友,多半是同事,一些和自己生活差不多的人。他们用他的公寓,他也用他们的。要不就住便宜的旅馆和寄宿公寓,一个漂浮的世界。纽约,马德里,柏林。”这漂浮生活中,他落脚最多的是德国柏林。而统一后的柏林本身,也在历史和现实的明暗交错之下。历史的幽灵,仍在这个统一后的城市徘徊。阿瑟在柏林的街上走,就如同一个导游一样,带我们进入这个城市的东西结合处,带入这个城市的现在和过去,带入这个城市的灵魂深处。      阿瑟在这个城市有一群古怪的朋友,酗酒的俄国女物理学家,多才多艺的荷兰雕塑家,口才迷人的德国哲学家。他们常在德国的一个小酒馆喝酒,品尝各式德国传统美食,如酸奶酪、烩猪肚、中世纪食谱做成的黑面包、做成大教堂状的香肠大拼盘。他们在一起吃着,聊着,他们的谈话充满智慧。和这样一群朋友在一起,想庸俗一点都难。连酒馆的老板舒尔泽先生,也都文质彬彬,如我们所说的儒商。他执意保留着德国美食传统,不叫那全球化中的美式快餐,打败饮食世界的多姿多彩。几个德国、荷兰、俄国知识分子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他们对传统流连忘返,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一个动物的灭绝而大呼小叫,而对一道烩猪肚这样的美食,对格拉斯笔下女子的优雅气质的灭绝无动于衷。唯有粗俗和无礼代代相传。      只是曲高者和寡,深刻的人是孤独的。这群知交一旦离开酒店短暂的相聚,回到自己的生活,就如陷入了各自的孤岛。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万灵作伴,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过去要去对付。俄国人季诺碧亚常会记起在俄国吃不饱肚子的那些漫漫长夜。饥饿让她脱离困境后不停大吃,吃成了胖子。漫漫长夜中的失眠,让她习惯了仰望星空,开始热衷于外星探索。      这小说当中,阿瑟还有个红颜知己,在荷兰的厄娜,他们的友谊让人看到男女之间也可以这么无限接近却永不越轨。阿瑟是厄娜的禁果。而厄娜则是阿瑟永可倚靠的安慰,我们谁不希望找到这样可贵的朋友呢?      友谊地久天长,而爱情朝夕万变。阿瑟在柏林偶遇一个历史专业的女博士,同样来自荷兰,却在研究西班牙某个中世纪女王。在书斋之外,她是空手道高手,是个女妖一般的舞者,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尤物。博士自有自己的幽灵在折磨她。过去她曾被强暴。往事不堪回首。她纵深一跃,跳到了中世纪的故纸堆中。      阿瑟爱上了她,爱情让他日渐走出过去的阴影。可是还不如说是她爱上了阿瑟。阿瑟去找她找不到,却在黄昏的时候,像猫一样抓门,进门之后,一言不发,脱个精光,骑到荷兰摄影师身上,女博士成了女骑士。她显然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到不能容忍男方的任何主动行为,包括打电话找他。这场恋爱注定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游戏和梦在柏林的图书馆,在日本四国的八十八寺,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展开。最后的下场却是悲剧。大家回到各自的生活,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每个人还如同那万圣节的亡灵一样不得超脱。然而一些变化确实又在发生,阿瑟在友谊当中找到了安慰,而女博士看来是要心无旁骛,矢志钻研学问了。      人世间多少个这样的事情在发生着,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人类在一男一女的关系上生发出气象万千的故事来。好多事情被埋没了,然而人类的对话还在绵延不绝,穿越正史的记录,回荡在不间断的时空之中。人类是孤独的,当我们将人类历史作为一条长河的时候,我们又不是孤独的。书中的德国哲学家阿诺举杯说:“为我们短暂的生命干杯。为那些遨游在我们上方的成百上千万幽灵干杯,…死去的王后,士兵,妓女,牧师…你们永远都不会孤寂。”      小说中每个人都被过去的幽灵纠缠,而过去合在一起,便是历史。而作家似在暗示,历史是一种虚构,而文学却是一种真实。常听人说: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他都是真的。

小说中的女博士研究一个非常冷僻的话题,中世纪西班牙女王。虽然她最后跑到西班牙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资料,可是所有这些资料加在一起,又能说明多少真相呢?在那遥远的过去,我们对真相又能有多少了解呢?治史其实就是一悖论,你写历史,你的使命是要接近真实,可是你不去想象,如果填补文献之间的沟壑?作者引用马可?布洛赫的告诫说:“历史现象,脱离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则无法理解。”而你若是去想象,就开始在打虚构的擦边球了。小说的最后一页,引用的是罗伯特?卡拉素在《卡什亡国考》中的一段话:“近数十载,今人治史,好取毫枝末节,虽渺远无关亦趋之也。史家吞吐之故纸汗牛充栋,及至成书成文,虽誊録书手,问津者亦鲜也,而况学人乎?治史者偶可诉诸动机,自我欺哄耳。学者涉于文献之海,自觉拨云见日,去伪见真。或饰其文以数字、图表,自诩科学。然史之辙迹,皆无声之谜。史料搜罗日众,则此理益昭昭也。逝者如斯,曩昔之生灵运命,沉寂无边,自成一体,与前无涉,与后无干,非名号、公证、文书之考订所能涵括也。”

     然后这个女子却要放逐自己到中世纪,我们跟着一道放逐,哲学家阿诺也跟着研究起中世纪的音乐来。这小说提到的中世纪圣歌,或是冯?宾根所作的曲子都很好听。可是今人的演绎,又有多少还是原貌?      历史和现实纠结,故去的亲人和自己的生命交错。亡灵和过去成了生命的场,在我们每个人的周围。过去看不见,琐碎,有些正在发生之中就开始被人遗忘,历史学家不会去      小说中记载了两个历史,一个是史家笔下的历史,它们是大事、大人物,另外一部历史是“无名”的历史,无数发生过的琐屑,它们构成了人类的历史传承,虽然它们一直在流逝,甚至还在发生的时候就被人遗忘。沉默寡言的摄影师一边记载着柏林墙倒塌这样的重大事件,一边自己在捕捉自己的“无名”历史:它们是脚印,雪地,倒影,形形色色的声音…历史学生奥瑞恩吉的研究则和他的捕捉形成一种有趣的回应。如果说阿瑟在捕捉、挽留当下的历史,奥瑞恩吉则在回溯历史,试图捕捉历史中的“当下”。二人奇特的交往就如同一首曲子,两个主题往来交错,韵味无穷。      坏小说如可乐,爽快而不健康。好小说如陈年佳酿,入口回味不尽。这小说情节并不曲折,甚至有时候显得沉闷,但是故事却很有嚼头,情节所串起来的那些思考最为精彩。这部小说被评论者称为“思想小说”(anovelofideas)。故事的每个枝节都被作者用来连缀自己的思绪的片段。我最喜欢看的是阿瑟的狐朋狗友在酒馆里的胡侃,或是阿瑟自己柏林雪地漫步时的遐想。这些聊天和遐想无所不及。《卫报》说诺特博姆在艺术、哲学、语义学和纯粹咬文嚼字的胡说八道都驾轻就熟。澳大利亚《世纪报》(TheAge)则说读者最好带一本百科全书来看此书。从奥德修斯的远航,到尼采抱着驴子哭泣;从冯宾根的音乐,到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作,作者的思路四通八达。诺特博姆自由穿梭于欧洲的各国文化,以至于阿瑟和女博士的恋爱,反成了冰糖葫芦中间的那根棍子。

有时候这个棍子还不够用,不足以串起他的思绪,故而诺特博姆还用了几个章节的画外音、插入语。在这几个章节,作家直接叙述他所看到的故事,直接开始讲述自己的思想。这样的颇具实验色彩的夹叙夹议算是怎么回事呢?作者没有明说这些章节的叙述者是谁,是观察一切的亡灵,还是作家自己?看过电影《柏林苍穹下》(WingsofDesire)的朋友们一定都对柏林上空的天使们印象深刻。这些天使们可以看见所有的人间行为,他们知道一切,但是他们并不干预。这本小说穿插的几个章节就如同这部电影里天使的视角,也可以说作家把希腊戏剧里合唱队的做法嫁接到小说上的大胆尝试。通过小说中阿瑟的例子,我们似乎也能看出作者是要直接进入作品,却又试图不留痕迹。阿瑟在亚特拉斯山脉南部一骆驼集市上所拍镜头中,曾经留下自己的阴影,而本人不出现在画面当中,用阿诺的话来说,这是“上镜而不出镜的一个办法”。不管这样做的是作者本人,还是其笔下的人物,这种作者和作品的有趣互动,都让人寻思良久。如阿瑟自己所想的那样,他倒不是想抢自己作品的镜头,和作品一起不朽。他不过是一个人间万象的收集者,狩猎者,他收藏意象、声音,却又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流失。他甚至想进入其中与其一起消逝。      诺特博姆小说的文字有时充满诗意,有时则有浓厚思辩色彩。作家带着我们在欧洲思想的沟壑和山峦之间奔走。《万灵节》中的诺特博姆是一个具有大欧洲情怀的欧洲人,他对德国、西班牙文化的了解恐怕不亚于德国和西班牙人自己。他也时刻在思考德国人的忏悔、忧郁和严谨、荷兰人的敞亮、透明与狡诈的来龙去脉。他眼中的欧洲有时候是一个地形上的整体,“柏林总让他觉得他是站在一个大平原的中央,而这平原一直蔓延到俄罗斯腹地。柏林、华沙、莫斯科,这些都是途中的小站而已。”可是这个整体确实蕴含着诸多不和谐的声音。“身为外国人,你甚至都不能提‘民主’二字,否则从未参与过杀戮的年轻一辈会警告你不要低估他们的国家,现在不要,将来也不要。他们会把最近的恐怖事件说给你听:纵火;某个安哥拉人被人从东德火车上抛下来;某个人拒绝说‘向希特勒致敬!’结果差点被光头党打死。如果你说这些袭击实在可怕,实在要去谴责,但是也发生在法国、英国、瑞典。”      诺特博姆也在思考柏林墙的倒塌对德国,对欧洲究竟意味着什么。东德和西德表面上是统一了,然而精神上未必统一。当初统一时种植的热情,最后长成了法尔克广场那样歪歪斜斜不成材的小树。“你可以把柏林墙拆掉,但是这墙是不会消失的。”西德人对东德人充满敌视、猜疑和鄙视。“你还记得当时那欢天喜地的情景吗?还记得人们在查理检查站发香蕉的情景吗?欢迎东部来的弟兄姐妹?你听过他们最近的谈话没有?老是讲他们穿得如何如何,他们言谈举止如何如何。同样肤色,内里却有这些种族歧视的话语。老是在说他们什么什么不能做,或者是他们如何好吃懒做。‘战后连我们都没钱去马洛卡这些地方度假,他们倒好,成群结队地去。’‘这些人中间一半人向国安局出卖另外一半同胞,现在倒好,我们和他们所有这些人困在一起了。’‘要是照我的意思,柏林墙还是不要拆的。’‘不能就这样把两个国家捆到一起来,四十年的历史不能说没就没的,他们和我们不一样。’诸如此类,一个接着一个说法。”而东德人“觉得自己被人忽悠了,”而两边的人都是“对统一简直一点都不懂。整个国家像装在盘子上一样端给了他们,他们却不知如何下手。”这样深深的隔阂也如一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日渐整合的欧洲之上。统一之后,一样是背负着各自的历史,一样心怀猜疑,一样相互回避,想来阿瑟与女博士的爱情,又何尝不是东西德统一,甚至整个欧洲走向共同体的一个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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