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被称作ldquo孙大炮rdq
年11月12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周年。 资料图:孙中山塑像 孙中山一生用过的名号有数十个,除本名孙文外,外国人习惯称他为“孙逸仙”,政敌则常常呼之为“孙大炮”。孙逸仙这个称呼的由来很清楚,即孙中山的国文教师区凤墀按照粤语谐音,将他的字“日新”改为了“逸仙”。至于“孙大炮”的来历,一直以来则没有一个详尽的解释。目前流传最广的说法来自于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他在书中说,袁世凯听了孙中山的铁路规划后,“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这一说法其实并不可靠。 孙中山的海外老乡首先称他为“孙大炮” 所谓“大炮”,源于粤语“车大炮”(也作“扯大炮”),意指吹牛、说大话,后来也被客家话借用。袁世凯作为一个河南人,显然不懂粤语,所以这个“孙大炮”的发明权,只会是孙中山的广东老乡。 曾任广东空军参谋长的胡汉贤回忆,孙中山早年在海外发表演讲,为革命募捐时,有华侨嘲笑他:“孙大炮又来骗钱了!”一次在加拿大的一家餐厅里,有人问他:“孙文!孙文!你说要打倒清朝,请问你有什么兵力去打呀?”孙中山笑着说:“乡里!我们有办法的,打倒清朝很容易,我们的军队多着呢!”那人不由大笑:“哈哈!什么军队?我只见你一个人在这里吃饭!”孙中山回答:“是的,我们有很多军队。清朝的军队就是我们的军队,清朝皇帝在给我们训练军队呢!”我们知道,后来清朝确实是亡于新军起义,但当时没人信,于是众人大笑:“哈哈,真是孙大炮!” 无独有偶,同样的故事在美国也发生过。芝加哥是保皇党的势力范围,直到年,同盟会在这里都没能打开局面。孙中山拜访华侨时,来到一家洗衣店门口,刚要进去,店主突然走出来,一手拿着熨斗,一手指着孙中山说:“你不要进来,我不听你的‘车大炮’,你要进来,我就用烫头掷你!”孙中山只好“很诚恳地笑笑、点点头”,走向另外一家商店。给孙中山做“向导”的留学生梅斌林有些气愤,说:“这个侨胞的态度,真叫人受不了!”孙中山反过来安慰他:“这些遭遇我早已预料到的,没什么。人家不了解我革命的道理,责备我们两句是不足怪的!”或许他早对“大炮”这个绰号习以为常了。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回国活动,“孙大炮”的名字也随之在国内流传开来。年,孙中山赴北京会见袁世凯,其情况并不是现在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一团和气。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张国淦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幕:欢迎孙中山的宴会上,有北洋系军官在一旁高声议论,说“共和是北洋之功”,同盟会是“暴徒乱闹”,至于“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面对此情此景,袁世凯旁观不语,孙中山则“从容如常”。 谭延闿早年身属晚清立宪派,直到年才真正追随孙中山。他早年认为,“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后来谭延闿改奉革命理论,对人回顾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实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同是湖南人的赵恒惕,因持反孙立场,亦称孙为“大炮”。 年轻时投身革命的袁同畴也回忆,陈炯明“对当时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尽力污蔑,开口闭口都称‘孙大炮’”,他当时“虽不是国民党党员,听起来也刺耳。无论如何,孙先生总是上官,陈氏总是部下,部下对上官可以这样侮辱吗?”显然,在正统革命党人眼中,“孙大炮”是含有侮辱之意的绰号。 理想主义不被理解,于是成了“孙大炮” 不同于政敌,革命党人及其他第三方人士,在提到“孙大炮”这个词时,多少是含有一些赞许之意的。年,早先对复辟态度暧昧的徐世昌当选大总统,孙中山对“非常国会”议员丁超五说:“我们要打倒徐世昌。”丁超五谨慎地回答:“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不应当说这个话。说了要招人之忌,遭到反击。”孙中山不以为然,反问说:“难道我们连说话的勇气全没了么?”丁超五后来颇为感慨地回忆,“先生被有些人讥诮为‘孙大炮’,其实,他是正气充沛,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由此看来,孙中山让人觉得是“车大炮”,主要还是因为他处事过于乐观,常常超出普通人的理解。 年,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提到,“有一班人因为孙中山好发理想的大议论,送他一个诨名,叫做孙大炮。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在陈独秀看来,“大炮”代表的是一种理想主义。胡适所见略同,他曾在文章中说,“中山先生以三十年的学问,三十年的观察,作成种种建设的计划,提出来想实行,万不料他的同志党人,就首先反对。客气的人说他是‘理想家’,不客气的人嘲笑他是‘孙大炮’”。 及至年孙中山去世,其生前争议逐渐消散。钱玄同即说,“十三年前称孙先生为‘孙汶’的,十年前散布‘《孙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称他为‘国贼孙文’的,半年前还是称他为‘孙大炮’的,‘近数月来’,都亲亲热热地叫起‘中山先生’来了,甚而至于叫起‘元勋’‘伟人’这一类的字样来了。”此后不仅不再有人称孙中山为“大炮”,甚至还有人开始为这个绰号辩护。年,张友渔发表《革命党与大炮》,疾呼“今日的中国,实嫌放大炮的人太少了。无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社会上,都有许多洗不尽、扫不完的垃圾,非用大炮轰去不可,大炮之名,又何必避呢?”“故孙中山被称为大炮,适足见他的伟大,放冷箭的人们,可以休矣!”在这里,“孙大炮”简直是一种赞美了。 其实孙中山本人对于“孙大炮”这个绰号,也是有几分欣赏在内的。有一次,他在演讲开始时,特意说:“广州有很多人叫我做‘孙大炮’,好吧,现在我就要开大炮了”。当时在场的林从郁回忆,孙中山演讲很巧妙,“不否认自己是‘大炮’,只用事实说明这‘大炮’是大帝国主义的。这就使听众心理上起了变化,觉得这样的‘大炮‘不仅不惹人憎厌,反而可爱;多一些,对国家民族有好处。”赢得一片掌声。年,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发表演说:“我现在决定处置的方法,下令要他全数退出省城三十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不难以武力压服人。人说我孙中山车大炮,但这回大炮更是利害,不是用实心弹,乃用开花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营陈家军变为泥粉。” 有意思的是,“孙大炮”这个名号叫响以后,很多其他姓孙的人也被冠以此绰号,只是已偏离其本意。孙传芳因“喜露锋颖,凡事必耻居牛后”,故人称“孙大炮”;“烟火大王”孙绍昌在日军空袭蒙自时,冒险放炮报警,居民得以及时躲避,他自己则被炸伤,因此居民称他为“孙大炮”;上海大学教授孙大雨善于演说,有自负、固执等特点,被称为“孙大炮”;台北《民族报》副刊主编孙陵被称为“孙大炮”,因其出语惊人,“以痛快淋漓的口吻痛斥当时的文风”。 孙中山为什么敢为修铁路“放大炮” 在讨论了“孙大炮”的由来和意涵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绰号是否恰当。很显然,孙中山不是一个“口炮党”,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放过的炮。自年创立檀香山兴中会开始,至年黄花岗起义,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前后发动了10次起义。年芝加哥华侨觉得推翻满清是不现实的,期望穿着从保皇党那里获得的官阶、官服,以后回乡光宗耀祖。谁知道没有两年,清廷就倒台了,“车大炮”成了真。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实现共和理想,在十几年间,发动“二次革命”,兴兵讨袁,两次领导护法运动,三次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孙中山晚年心系的北伐,也在其去世后不久,获得成功,使中国统一在国民政府名下。在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中或有种种争议,但其为理想所做的种种努力,则是无法否认的。 即使是常为人诟病的“铁路计划”,也不是孙中山毫无依据的信口许诺。早在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就已有关于铁路建设的建议,后来他流亡欧美各国,更加深了对铁路重要性的理解。年,孙中山按照约定,辞去临时大总统之位,对袁世凯说,请他“练成陆军一百万”,自己则“经营铁路延长二十万里”。随后,北洋政府任命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全权负责铁路建设。他当时对《民立报》记者说,“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路远近计之”,将修铁路视为国家富强的必须条件。 关于铁路建设里程,孙中山主要有两个说法,一是-年间,他多次对外宣传的“二十万里”:“我十年之内必能为中国造二十万里铁道”“期限十年,壮二十万里之声势,活四百兆人民之命脉”。二是年在《建国方略》中修正后的数字,“若以此十万英里之铁路,在十年内建筑之,机关车与客货车之需要,必当大增”———孙中山设计的铁路合计7.6万英里,但因“多数干线当设双轨,故合数计划路线计之,至少当有10万英里”。 不管是“二十万里”,还是“十万英里”,现在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毕竟年,全国铁路通车总里程尚只有约2.22万公里;至年初,中国铁路总里程也才达到11.2万公里。孙中山错在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参照物———美国。孙中山履新后,在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演讲时说,“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如美国现有铁道二十余万里,合诸中华里数,则有七十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随后几个月,他多次有“美国土地较小于吾国,铁路至八十万里”之类的发言,表示要努力使中国的铁路里程赶上美国。 美国建设铁路的速度,称得上是一个“神话”。美国铁路自年建成首条后,就开始“野蛮生长”,尤其在年-年的10年中,每年平均修建铁路达1.1万公里,是世界上筑路最快、最多的国家(朱从兵《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孙中山依此判断,显然是忽略了中国和美国在地理环境上的巨大差别。 孙中山终究是个实干家 孙中山在修铁路这件事上,也没有停留于坐而论道。他在铁路督办任上,到京奉、津浦、胶济、正太等铁路视察;在上海组织全国铁路总公司、铁道专门学校和《铁路》杂志;请詹天佑设计铁路蓝图。他还和蔡锷交流过修建蒙藏铁路的计划,当时云南《振华日报》报道,孙中山“自任铁路总会总理以来,一切规划莫不精心筹维,日前有函致滇,调查滇省铁道,已办者若何?我办者若何?并函述一切规划情形”。 年2月,孙中山和马君武、戴季陶等赴日本长崎、东京、大阪等地,在考察铁路、工厂的同时,和日本方面商谈兴办中日合资企业“中国兴业公司”,为中国修路筹款。谁知此时宋教仁突然遇刺,孙中山回国领导“二次革命”,修路计划宣告夭折。 至于孙所设计的“铁道线路规划图”,倒确实存在着不少不专业的地方。端纳曾陪伴孙中山做过一次北方铁路考察之旅。他亲眼见到孙坐在列车里绘制线路图,“小小的铁路建设者坐在他的地图前,在一处标上一条新线,把这条线取直,又把那条线取直。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梦想中,沉浸在那种使你脉搏跳动、血液沸腾的梦想中。最后所有的省会都被干线连起来了,所有专区城市都用小线连起来,在各个方向还有分支,就象大榕树一样,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制作”。 端纳很质疑孙中山的做法,认为他画线时并没有考虑到悬崖或峡谷、山岭或冰川、森林或沙漠,河流或湖泊。但孙中山绘制的毕竟只是一张粗糙的示意图,而不是精确的线路施工图。对示意图里的“直线”,似不宜苛责过多。 最后,关于孙中山究竟是不是“大炮”,我们不妨看一看胡适的说法:“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最大的建国方略。但是大多数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听见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就蒙着耳朵逃走,说‘我们是不尚空谈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这个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认作空谈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实行,全是为了这个缘故。”这实在不失为一个客观评价。 美国传教士眼里的孙中山: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原文配图:《中国革命》内页的孙中山像。 阿瑟·布朗与《中国革命》 阿瑟·贾德森·布朗(ArthurJudsonBrown),年12月3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霍利斯顿。他是传教士,也是一位得享天年的老寿星———年1月11日逝世于纽约,享年岁。布朗博士一生著作等身,且写作时间跨度罕有其匹。他在年出版了《中国传教运动的调查报告》一书,最后一本著作是年出版的《一个世纪的回忆》。 他在美国、亚洲和世界传教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是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传教运动的领袖之一,其足迹遍布北美、欧洲和亚洲。他年成为美国长老会牧师,年到年在美国担任长老会牧师,并成为美国长老会的发言人。他于年建立美国儿童救助基金会,并担任首任主席。 布朗博士将大量精力奉献给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他在年来到远东地区进行传教运动。作为美国长老会远东地区总负责人,他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包括俄国)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布朗博士与中国渊源很深,他从年到年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董事、年之后一直是协和医学院的顾问。他直接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有《中国传教运动的调查报告》()、《旧中国的新生力量》()、《中国革命》()。他在中国接触到很多中国政要,其中包括袁世凯和孙中山。他在中国的调查和经历,被他写成了17本日记。 他还有数部关于远东地区的著作将中国作为重要的叙述对象。他对于日本、俄国、泰国、朝鲜、菲律宾都有专著问世。布朗是耶鲁大学博士,对于各个国家的考察,包括中国,都有固定的套路———利用大量的数据分述各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并对这个国家的领袖进行专门介绍。其写作风格平实客观,数据充分。所以他的著作是了解20世纪上半叶亚洲各国社会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布朗博士的《中国革命》(TheChineseRevolution)出版于年3月,是西方人士最早介绍中国辛亥革命的著作。遵照他一贯的写作套路,他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宗教、社会运动等诸方面进行了数据充分的考察,以此阐释了辛亥革命发生的方方面面原因。他在书中特别开辟一章,对于辛亥革命的两个关键人物袁世凯和孙中山进行专门介绍。他出色的文笔描摹了一个不同于我们想象的晚清,真实地再现了辛亥革命期间,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斗争与妥协的珍贵细节。他书中概括的大量数据,在国内辛亥革命研究著述中前所未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布朗博士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他在书中也提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年前的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有些也是当下中国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变革不可避免 布朗博士对于中国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的《中国革命》,是建立在他年出版的《旧中国的新生力量》的基础之上的。《旧中国的新生力量》是考察中国方方面面社会状况的一部巨著。《中国革命》延续了《旧中国的新生力量》的叙述方式。在短短9年之间,布朗博士对于中国的认识又有了巨大的提升。 他解析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之时,开篇即指出,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他用一个章节的篇幅阐释了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以及政治格局的演进。内容涵盖改良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皇族内阁建立、辛亥革命。他对于重要历史节点的把握,连缀起来即可视为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之间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脉络。 他在阐释辛亥革命发生的大的历史背景之时,时常有精辟论断。他认为,中国的辛亥革命是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种族偏见与四海一家的思想之间不可抑制的冲突,并指出了中国辛亥革命的世界性影响———将对当时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造成危机。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中国各个阶层共同顺应变革的产物,只是各个阶层顺应变革的态度积极主动程度不一样而已,其中也包括满清皇族。在布朗博士看来,满清政府顺应变革的态度比较保守,且反应迟缓。布朗博士对于五大臣出洋考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对于清朝政府实施清末新政的诚意深表怀疑。博士指出,清政府只是通过赞成改革的姿态来安抚改革派,削弱反对的声音,对于新政的大部分改革措施,清政府的主政者从来没想过要真正实行,只是在一些地方做了让步,如缓解满汉矛盾方面。所以清政府时刻坐在火山口上,中国反对力量的怒火随时可能爆发。 从光绪和慈禧的相继去世开始,博士浓墨重彩地介绍辛亥革命发生的经过。光绪和慈禧去世加剧了国家的动荡,政治才能和胸襟不够的载沣摄政导致慈禧临终前孤注一掷的赌博血本无归。 载沣不具备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需要的那种卓越领导人的特质,而新寡的皇后成为新任皇太后之后,又变成了载沣的拆台者。载沣上任后忙着抓权,无视日益激化的满汉矛盾,反而将权力更加集中到满清皇族手中。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了汉族官僚的领袖、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这让很多心怀希望的汉人心灰意冷。恰在此事,大清王朝的另一根支柱———老牌汉族政治家张之洞去世,他的去世引起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地方督抚与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离心力加强。 清朝政府对待汉族领袖态度强硬,对于立宪运动也是玩弄花招。清政府对于立宪运动的敷衍和傲慢,对于速开国会的缓慢回应,更是加深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加深了社会精英与落后政府的矛盾。皇族内阁的出现以及保路运动的发生,中国社会的怒火被彻底点燃,腐朽的满清勋贵已经没有人再相信。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一系列的起义爆发,摄政王的罪己诏已无法平息民愤,虽然他给出了很多承诺。 珍贵影像国父孙中山粤语演讲视频 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 对于促使中国的辛亥革命迅速成功的重要人物,布朗博士对于袁世凯和孙中山盛赞有加。由于孙中山是基督徒,所以布朗博士对他有天生的好感。开始介绍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之时,他如此写道:“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变故中发挥的作用也值得高度赞扬。” 布朗博士对中山先生的革命经历非常赞赏。孙中山早年便投身革命,在一次夺取广州的起义计划泄露后,他被迫离开祖国,流亡海外多年,此间他一直是清廷悬赏的对象。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投身革命宣传事业,足迹遍布除中国以外的亚洲、欧洲和美洲各大港口的华裔聚居地,并与国内的革命派领导人频繁通信。他不屈不挠地四处奔走,抱着坚定的爱国信念,努力推进这项他为之献身的事业。清政府为逮捕他绞尽脑汁,他曾被清政府驻伦敦使馆诱骗,沦为阶下囚,然而,在接到驱逐令之前,他凭借英国法律重获自由。对于他在伦敦的获释,布朗博士评价道:“他的这段经历广为人知,但其从容脱身的奥妙却耐人寻味,中山先生是那样富于人格魅力。” 布朗博士对于中山先生的革命动员能力也非常称道:“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官衔的、原本籍籍无名的人,一个被帝制政府视为罪犯而追捕不断的人,一个具有高额赏格惹来暗杀者垂涎不菲报酬的人,似乎有法术护身,其所到之处必能获得同胞的保护和慷慨解囊,也必能说服精明的外国资本家为其革命理想提供巨额贷款。他经常造访旧金山与纽约,与财雄势大的中国商人和外国金融家们侃侃而谈,向人山人海的中国听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 中国的大革命爆发后,离乡15年的孙中山迅速被革命派奉为国家领导人,在祖国的召唤下,他很快回到中国。年12月29日,他接受了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一职。 作为一个西方人士,对于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布朗博士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一选举结果代表了真正的民意吗?抑或是一个行事马虎的议会仓促间作出的决定?中国当前的局势需要一个能兼具奥利弗·克伦威尔和乔治·华盛顿双重能力的领袖,尽管孙中山先生获得了与其价值相称的所有认同,但他有足够的魄力和能力当此大任吗?另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他会让位给这个46岁仍然相对默默无闻的人吗?孙中山很快便让中国国民和外国友人打消了这些疑虑,他公开宣称自己只是一个临时大总统,他暂时担任此职只是为了号召国民团结一致、投身革命,一旦一个稳固的共和政府得以建立,尤其是袁世凯能够出面担任大总统,他便准备退位让贤。 布朗博士对此也表示了疑虑:“这听起来似乎不错;但似乎不合常理———一个在外国流亡多年、饱尝辛酸的伟人,在初尝权力与地位甘甜之初,便答应交出最高权力,履行承诺,似乎有悖于一般人的处世之道。” 然而中山先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满族皇帝宣布退位后,相信袁世凯有忠于共和之心的孙中山便发表了一篇谦逊庄严的辞职演说。布朗博士盛赞他的辞职演说“堪称人类有史以来爱国者表达心声的经典范文”。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会在接受孙中山的辞职、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之时,给予了孙中山先生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中山先生志虑忠纯、牺牲自我堪称人类楷模”。 在介绍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之后,布朗博士给予了孙中山先生极高的评价:“孙中山先生流亡国外15载,始终关心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于千里之外运筹帷幄,说服万民时口若悬河字字珠玑,面对强敌时坚毅果敢毫不动摇,他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教化了他的亿万同胞。在其历经磨难回归祖国之日,却能够视名利如粪土主动让贤,此种胸襟深深慑服了许多野心勃勃的革命派领袖。革命派领袖们叹服于中山先生的领袖风范、高超智慧和宽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的动机背后释放出的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 布朗博士认为,正是因为中国有着很多像孙先生这样道德崇高的人,国家才充满希望,充满希望的中国理应获得全世界的尊重。 结语 在书的最后一章中,布朗博士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并预言革命之后的中国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在欧美,文艺复兴的发生、宗教改革的到来、立宪政府的兴起、科学知识的发展、省力机械的采用,是在几个世纪中才循序渐进地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而这一切,在中国,几乎是在同时发生的。中国人一跃而成为共和制政府治下的公民,中国转型的幅度之大,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任何社会运动无法比拟的。” 他坚信独立个体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刚毅、勤勉和自立的人。他可以独立地克服一切困难,取得常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功。现代化的烈火正将中国人锻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现代化到来之时,中国将成长为世界强国。(南方都市报) 孙中山逝世前夕的报讯与政情 孙中山 孙中山逝世前夕,正值国民党的多事之秋。先是内部派系林立,左、右之争日益突显,在继任总理问题上,亦多有“太子派”、“元老派”明争暗斗之传闻;对外方面,与段祺瑞临时执政关于善后会议、国民会议的分歧,更使民党疲于应对,而商团事变方且平息,与陈炯明的“东江战事”又起。此情形下,中山的病况更加深其危机,也牵动着时局,成为舆论瞩目的焦点。回顾当时各报刊的相关报道,可直观地体察彼时政局情形,通过时人的不同评述,亦可更丰富、全面地认识孙中山之功过是非。 自年11月力疾北上,到年3月病逝于京,孙中山至其生命末尾,仍旧身处政界纷扰的是非声里。北京政变发生后,欲借此为契机,孙氏携其时局主张启程赴京,便也卷入到各派势力的博弈之中,并吸引了媒体竞相 内忧外患 孙中山北上途中,行至天津时复发肝病,行程因而耽搁多日,后虽勉强抱病晋京,然已颇难周旋时事。在当时港媒的解读,国民党的艰难处境实为孙氏之重要病因,其评论谓:“中山年来在粤,以东江战事,未能得手,商团抵抗,复起风潮,更以诸将意见之难融,饷项罗掘之无术。政务方面,则元老派与太子派并时争权;党务方面,则共产党与不共产党互相水火。办理诸多棘手,调停煞费苦心,以至心血亏耗,肝火升腾,此皆致病之由来也。”(《香港华字日报》年2月17日)孙中山抵京之时,虽有欢迎庆典此起彼伏,而当其抱恙于行馆,来访慰问之政界名流亦络绎不绝,对其国民会议主张,声援函电更是纷如雪片。尽管《北上宣言》之措辞依旧慷慨激昂,然港报所透露的情形,正是其多事之秋的生动写照。 年底的广州商团事变,如时论所言已“酿成巷战之惨”(《申报》年2月19日),使孙政府形象大受影响。随后陈炯明也趁孙中山北伐之机进攻广州,中山病危的消息传出后,形势愈加捉襟见肘,陈部“闻中山病笃,思乘广州人心浮动之机会,特下令大举反攻”(《顺天时报》年2月8日)。是时其财政亦甚紊乱,多家报纸曾有报道,如《申报》称:“广东财政自军兴以后,强半为军人所占,收省库市库等于虚设。……故去年(民国十三年)一年,中山曾迭下统一财政之令,无如军队复杂,各霸一方,多持观望态度,无肯首将财权奉还财政当道者。上峰虽三令九申,然占领财权之军人卒无一应。”《香港华字日报》亦谓“孙政府财政久涸”;《中华新报》也刊文提到“广州孙政府此两年来,应付军费,罗掘已尽,目下财政状况,其拮据已达于极点,最近以各军之催索饷糈,已急如星火,而到期外债之追讨,尤有刻不容缓之势”,并有大借日款以还债之消息传出。其困境可见一斑。 国民党的更大忧患,还在于与北京政府的政治分歧。曹锟、吴佩孚政权被推翻后,段祺瑞主掌临时政府,上台后旋即筹开善后会议,连日电邀各省要人来京列席,以沟通各方意见。孙中山一派则不甚配合,提出国民会议与之相持。《益世报》通讯称:“段系政客急进善后会议不遗余力,惟民党重要份子,迄未表示赞成之意,殊属一大难题。”段祺瑞积极向各民党要人疏通,请其“勿再坚持召集国民会议”(《益世报》年1月1日)。国民党态度则颇强硬,不仅派员赴各地宣传国民会议,以扩大影响,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发表宣言称:“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为今日民族求独立解放之唯一途径,乃实现本党政策之第一步与以党建国之第一步,故必以此提出国民会议,任何诬蔑、威胁皆不暇顾。愿同志及国民矢诚拥护。”孙中山秘书黄昌谷且向记者表示:“善后会议但可代表各面领袖式之名流、政客、军阀等少数人之意见,比之由农、工、商、学各团体及全国人民所召集之国民会议能代表真正民意者截然不同;中山先生是否加入善后会议,第一须以病体之能否速愈为前提,且必须以该会议是否确能解决各种纠纷为断。”(《京报》年1月6日)面对北京政府的恩威并施,乃至需以中山之病为辞,也反映了民党的应对乏术。 内部方面,国民党也因联俄政策产生了左、右派的路线争执。不仅多有时论“加孙先生以赤化之恶名”(《顺天时报》年1月18日),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民党要人更常被断言为共产党人。国民党中反共风潮也因之而起,先有冯自由等人成立“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意在“防止赤化”,并上书中山,主张凡信仰共产主义者均当废黜党籍。(《晨报》,年1月7日、14日)随后谢持、张继等人又对“共产派”提出弹劾,“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特为此召开会议,“冀全党同志,奋起注意,共图挽救”。黄埔军校中,也有学员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共活动。孙中山不期而至的病情,也使这番请形蒙上了阴影,有评论称:“现中山尚健在,而内部之讧争,已如此甚剧烈,一旦不讳,则其分裂,殆为当然必至之事实也。”(《香港华字日报》年1月15日)而关于国民党的继任总理问题,在各报的报道中,不仅汪、胡竞争日益激烈,与廖仲恺之间的明争暗斗也多被“披露”,“太子派”的孙科不仅和汪精卫“积不相能”,与胡汉民等“元老派”更是矛盾颇深。此类报道固多揣测之辞,未可尽信,然国民党党内问题难以定夺,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时论所言:“环视党中人才,实无一人足继孙文者。”(《晨报》年2月11日) 舆论普遍认为,中山病危将导致民党的解体,张作霖即向日本记者提到,孙中山一旦逝世“国民党必因之分裂而消灭”(《盛京时报》年2月9日);《香港华字日报》亦评论称:“此后国民党或不免有孙存与存、孙亡与亡之慨也。” 珍贵影像,孙中山下葬仪式:奉安大典!大限之至 基于孙中山地位之关键,其患病消息自始便备受 直到中山逝世,纷扰仍未停歇,在葬仪问题上国民党与北京政府亦有争执。国会依照国葬条例中“有殊勋于国家者”之规定,请对孙中山崇以国葬,段祺瑞执政也加以核准。惟民党方面的决议,则提出宜用国民礼制,以符中山崇尚平等之精神,其更实际的考虑,则是背后的政治角逐。当时广东大元帅府尚未取消,孙、段两政府本属对立,若受执政府之命令举行国葬,等于自行取消广州政府,故有意避其名目。唐绍仪、章太炎亦联名致电孙科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谓:“得报知孙公逝世,论功本应国葬。惟现在未有正式政府、正式国会,此事无法可循。应由家属及人民以礼行葬,待正式政府成立,追予国葬,始受命令,毋使孙公身后贻非法之羞。”(《晨报》年3月15日) 功罪评说 中山逝世后,报刊多登载对其功过是非的评议,后世固对孙氏之功勋推崇有加,而当时不少别样的评论,也反映了时人的相应态度。对于中山之死,《盛京时报》直言不讳:“总而言之,他在理想方面,名的方面,确已成功;在事业方面,实的方面,则不见有何功绩可言,……直到如今,国家依然四分五裂,百孔千创。”与孙氏颇有过往的唐绍仪、梁启超,则或对其方针,或对其手段,皆有不同意见。 唐绍仪与孙中山“同省且同县”,相识“已四十年”,颇称许孙的政治理想,对记者谈到:“吾人于哀悼中山先生之际,尤应注意一事,即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主主义之成功之人。……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此种思想已深入全国人心。”惟唐氏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的政治路线有所不同,曾谓:“余以中国区域之大,省分又多,譬如一家人中,弟兄甚多,若不分居两处,弟兄间争执必多。余因此觉得中国的政局,除实行联治外,无好方法。……不过我的私见,五权宪法或不及联省自治功用之大与适用。”(《晨报》年3月24日) 梁启超与中山则于戊戌年间即已订交,后因政见不合,遂鲜少接晤。中山逝世次日,便有《晨报》记者往访梁氏问其感想,梁谓:“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鉴的。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稍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记得民国六年有一位朋友闲谈说:‘孙文与段祺瑞乃至当时所谓督军团如张作霖等等,有一天因利害共同上,会联合起来。’我当时觉得这话太滑稽了,谁知竟成事实!这是最近人人共见的一个显例。……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便死去了,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孙君的手段,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晨报》年3月13日)另据报道,翌日上午梁启超前往吊唁中山,国民党中一部分少年党员对其谈话愤恨不平,诘问道:“某报所载足下谈话,谓先生(指中山)为目的不择手段,此是何解!”梁氏答称:“此不过余个人慨叹中山目的未达而已。”少年党员尚欲再问,经汪精卫阻止,始无言而退。(《顺天时报》年3月15日) 后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到来,孙中山的声望也由党及国,年4月1日,国民政府表彰中山之“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通令全国尊崇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可谓极尽身后功名荣华。然对孙氏的生前志业,温宗尧的一段评论则更道出其政界生涯的落寞,谓:“孙之一生,绝少快乐之日,居常独处,并常深思计划一切,自昔时与李鸿章见面,以迄于死,均如此也。”(《时报》年3月14日)关于“国父”,时人的诸多偏见与非议,已随时间渐行消散,而披阅报刊史料所记录下的不同思考,对于剥除后世层累的政治刻画,勾勒孙中山更为真实、本原、丰富多样的历史面貌,也自有其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台北:台湾三民主义奖学金基金会,年。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年。 〔韩〕裴京汉:《年1月孙中山逝世说的流传与日本东方通讯社》,《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 李恭忠:《“党葬”孙中山:现代中国的仪式与政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名人志有名人伴你同行,愿故事让你思索。长按北京白癜风治疗医院北京有治疗白癜风专科医院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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