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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90岁傅高义骤逝。

来源丨读书杂志（ID：dushu_magazine）

作者丨周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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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傅高义（EzraF.Vogel）相识的时候，他已年近七十。

年秋季，我和一起来哈佛访问的舍友李大华一起选修了傅高义在社会学系开设的中国研究的Seminar课程。

现在想来，那时他在哈佛任教的时光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们可能是他课堂上的最后一批外国学人。

因为自己的专业是社会学的缘故，更因为当时正在撰写《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一书，这以后，我常常会去叩开不远处的Sumner街14号傅高义教授的家门，或邀他去哈佛广场上那家著名的燕京饭店小酌，听他聊哈佛大学社会学的历史，尤其是凭结构功能主义君临天下的帕森斯教授的其人其事。

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傅高义就选修过帕森斯的美国社会研究课程，这不仅影响到他后来选择以社会学为志业，而且后者的社会均衡的观点还左右了他最初对中国社会的研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帕森斯在英国和德国接受社会学教育后回到美国，通过翻译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撰写《社会行动的结构》，一方面将韦伯和欧洲社会学引入美国，另一方面则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扛鼎人物。

帕森斯退休的时候，傅高义已经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十年。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傅高义一直给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Kluckhohn，系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的妻子）做研究助理。

年，后者告诫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意欲以研究美国社会为志业的傅高义：如果你想深入洞悉美国社会，“就应该负笈海外，在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浸淫其间”。

第二年，二十八岁的傅高义偕前妻苏珊娜（SuzanneHallVogel）和他们刚刚一岁的儿子前往东京，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异国之行。

傅高义挑选了六个家庭，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

在东京市郊真间町（学名M町）的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他开始意识到“在大公司或政府机构工作的工薪雇员（salaryman）家庭和小农场主或独立商人家庭之间倒存在较大的差异”，家庭模式上的差异与更广泛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样一来，原先他博士论文中有关家庭与儿童心理健康的议题被后来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即工薪族的议题所取代。

地图中红色阴影部分即为“M町”

收集完田野资料返回美国的傅高义最初到耶鲁大学任教，然而不久之后他就找到了重返哈佛的机会。

进入六十年代，知名学者费正清再一次慧眼识珠，使得傅高义年有机会以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返回哈佛，而他的社会学背景也开始成为费正清等人实现将传统汉学改造成当代中国研究的契机。

进入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傅高义一面跟着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学习汉语，跟着费正清等人学习中国历史、政治与文化，一面利用在日本收集的田野资料撰写《日本新中产阶级：东京郊区的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

年，几乎在这本著作出版的同时，已经起了中文名并留任哈佛的傅高义动身前往中国香港，研究年后中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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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地位，决定了它们成为傅高义学术人生的“双推磨”。

年，傅高义又接受日本基金会的邀请和资助，去日本采访战后商界和金融界的领军人物。

自年之后，傅高义几乎每年都会去日本访问，在开设中国社会课程的同时甚至更早，他也开设了日本社会的课程，对这个岛国的一切几乎了如指掌。但一直到完成这次研究归国时，他才第一次对美国的制度和整个社会的优越性发生了怀疑。

日本这个原先他一直带着优越感打量的“他者”开始以惊人的成就使其“大为惊异”：“得天不厚的日本，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这样头头是道呢？”

经过深入的探究，傅高义发现日本的成功与所谓国民性或勤劳、克己等传统美德无关，而得益于其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

八十年代初，哈佛大学要求资深教授们为学生开设公开课，傅高义开设的课程为“东亚产业社会”（EastAsiaIndustrialSociety），他将自己的研究扩展到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着重讨论后发型产业社会的特点。

到九十年代，傅高义对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社会的洞悉，已经使其成为美国最为著名的亚洲研究专家。

记得傅高义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退下来不久，即开始强化他的汉语，每周二、四两个下午都跟着一位从华南师范大学来的女老师学习中文。

我当时并不知道缘由，只是感叹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后来才知道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又开始了一项更为巨大的工程：用了十年时间撰写长达七百余页的《邓小平和中国的转型》（即中文版《邓小平时代》）一书。

再度学习中文，像他后来所说，只是为了能够直接从事访谈，从而收集更为广泛的第一手资料。

年初，中文版《邓小平时代》由三联书店出版，到我十月再访哈佛时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卖出去五十万册。

那天傅高义告诉我，六十万美元的版税他一分都没有留，全部捐给了自己的母校威斯利安大学。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捐给哈佛，老先生直言：“哦，他们不缺钱。”

3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傅高义为以中国和日本为主的东亚研究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他所有的研究主题都可以归于一句话：东亚的现代化。

即使有关邓小平和朴正熙的两部人物传记，其主题也都是围绕中韩这两个传统相同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展开的，因此除两位颇具克里斯马权威的传主的姓名不同外，两书的副题惊人的相似，都是transformation：或中国的转型，或韩国的转型。

年，当年轻的傅高义挈妇将雏奔赴战后的日本时，他就敏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