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会议口译教室，学生在“箱子”里练习同声传译图/黄欢

「翻译不是官，而是一个专业」

8个“箱子”

6月中旬，热播剧《亲爱的翻译官》已渐近尾声，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翻院师生却步入一年最忙碌的季节。CI（会议口译，ConferenceInterpreting）专业的学生迎来期末考试：一年级学生将面临残酷的淘汰赛，二年级学生则需参加由来自联合国、欧盟等外部考官参与的毕业考，唯有通过者才能获得毕业证书。

92年生的Millet来自湖南怀化，提及同传魔鬼训练，常用“崩溃”和“孤独”来形容。长发及腰的她，本科学法学，认真作答时还会推一推鼻上的黑框眼镜。“法学不好玩，没有学语言好玩。读大学时，人家学法学的时间我全用在学英语上了，我特别迷英国散文，那时候就看《瓦尔登湖》，现在回想，看完就和没看一样。”她扮了个鬼脸。

考试前几天，上海酷热难耐，宿舍风扇坏了，为了备考，Millet和同班同学Rebecca住进学校附近的“如家”，小小双人间里，两个姑娘将笔记本电脑架在各自床前，临时搭个翻译台。Rebecca扎个素净马尾，戴着大耳机，正全神贯注盯着屏幕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的演讲。

●北京人民大会堂，“高翻女神”张璐准备为一个记者发布会翻译

来自河南洛阳的Rebecca生于90年，本科读的是英语专业，“大概到大四吧，我们那边郑州大学有个口译培训班，我就去试了试，班里大家就聊，你看谁谁谁的新闻发布会吗？都把目光投向张璐，‘翻译女神’嘛，耳濡目染就对口译有了兴趣，好像学英语的学了同传就达到了顶级，所以来考这个专业。原来只觉得做同传一定很牛，现在觉得，啊！真的很苦啊！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到电视上看的那种戴个耳机就能说得很溜，自己做时就知道，只要一秒钟分神，一大段就听不到了！”

CI二年级班共8名学员，高翻院二楼同传教室共8个“箱子”，因而每人一个独立空间，两年来他们“不是在同传室，就在去同传室的路上”。“学霸”Millet每天早上6点半就到教室，“因为太早宿舍门还没开”，上午练习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开始，“练到晚上10点多大叔来催。”其他同学每天呆在“箱子”里的时间也不会少于10小时，“还有人在里头做瑜伽呢！”

在这片小小的密闭空间里，橘色小台灯、笔记本电脑、成堆外语资料和线圈笔记本成了标配，但每个“箱子”又各有风格：讲究情调的姑娘会用鲜花点缀小窗台，另类个性点的将开学以来在“箱子”里练习时喝过的14桶农夫山泉一字排开，俨然装置艺术；还有人将迪斯尼买来的尤达大师（《星球大战》角色）玩偶供放桌头，练得精疲力尽时就逗逗“尤达”，他会挥舞手中闪着绿光的尚方宝剑，说出那句激励人的著名台词——“Do.Ordonot.Thereisnotry.”（要么做，要么不做，没有试试看。）接着，打鸡血似的拼命模式再次开启……

这天中午，去年读到一年级就撤的某老同学回校，4个二年级学员约在“呷哺”火锅店聚餐。Rebecca一身连衣裙，趿双塑料拖鞋匆匆离开酒店，“我就带了这一双鞋出来。”Millet不乏欣羨地向我介绍那位“成功人士”：“她一年级读完找了份影视业陪同翻译的工作，见过很多明星，马特·达蒙都见过呢！”

餐桌上，我见到了这位来自内蒙古的老同学，娃娃脸，齐耳短发，略显羞涩的她穿件黑底T恤，上面印着4个白色大字样——“自由奔放”。姑娘早已从魔鬼训练中解放，但步入社会也很辛苦，她刚把一份去美国给某位大牌视觉特效师做口译的美差转手给了别人，“那么多专业术语，我怕Hold不住啊！”

●CI（会议口译，ConferenceInterpreting）专业的学生等候参加期末考试图/黄欢

同桌就餐的还有CI二年级班里唯一的男生Brian，大家管他叫“班长”，本科学地理的他，曾在挪威奥斯陆大学交流，期间游历北欧诸国。同为90后的“班长”略显老成。“国内有些活动，其实同传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为了让会议显得比较高端，提供所谓的同传服务，就像我们去模拟练习的上海国际车展，台下哪有谁听英文，都是中国人，但它肯定要配同传。”

“同传最好不被人认识，你的工作是无缝地把开会各方联系起来，最好没人注意到你，然后这个会开得很顺利，别人注意到你，多半是你翻错闹笑话了。”一旁Rebecca连忙补了句，“大家挑翻译的错总是很来劲，因为都懂点英语，刚好你这句听懂了，就觉得，哎，他翻的是什么鬼？！”

说起毕业考临近，刚才还一脸淡定“就是种善始善终的感觉”的Millet，“突然反射弧似的觉得好紧张！”

“我只是不想在那么多联合国欧盟译员面前出丑而已。”Rebecca低下头道。

“没什么好紧张的，考试又不定终身。”角落里沉默良久的“假小子”发话了，她穿着粉色运动衣，牛仔短裤，淡定的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参加超女的尚雯婕，表面内向，骨子里劲劲的。

“我没有英文名字，”这个88年出生的上海女生叫蔡丹青，本科念法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过两年，外文底子好，酷爱电影。刚过去的上海电影节，别的同学还在“箱子”里苦练，她以每天一两场的频率看了12部电影。我说，或许你也可以像那位老同学一样去影视业发展做翻译？她答得直率：“她那个工作，要联系这个联系那个，我挺不乐意的，我是比较安于‘箱子’后面的生活。”“班长”后来告诉我，蔡丹青去年底刚翻译完根据电影作品改编的小说《七宗罪》，手头还在做些文学翻译。

大家七七八八又聊起毕业后的工作问题，Rebecca已被广东省外办录用，Millet犹豫着要不要去一家中印文化交流公司，“班长”还在找工作，大家纷纷说笑，“丹青拿了两个offer，让她匀一个给你呗！”

“我并不觉得特别理想。”蔡丹青坦言，“机会本来就挺少，现在的行业形势，如果做翻译，进企业条件也不错，那就先做下。我先积累经验人脉，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比较喜欢做自由译员，自己安排时间，不用朝九晚五。”

涮了几轮火锅，大家又开始刷屏，话题转向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票数，这些都可能成为考题。“班长”一脸正经道：“任何国际大事我们都关心。”Millet哈哈大笑：“我们常常说自己是‘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

翻译不是一个官

“翻译不是一个官，而是一个专业，那部电视剧取名‘翻译官’，这大概和中国国情有些关系。我们国家一旦扯上‘官’这个字，人们的兴趣就更大？但这根本是种误解，其实翻译本身跟仕途没有直接关系。”上外高翻院的副院长戴惠萍说。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戴惠萍图/黄欢

他比同辈50后看去年轻许多，思维敏捷，心态开放。穿一件时髦的东南亚风短袖黄衬衣，质地精良，印花考究，聊到译员着装时，他指指衬衣半开玩笑道：“别瞧它不像正装，我这身可是能见印尼总统的。”

年恢复高考前，在安徽凤阳，戴惠萍曾随下放到五七干校的上外老教授们学习了4年外语。“边劳动边学外语，早上天没亮，大家都拿着书，哗啦哗啦，所有人都在背，一小时后才去吃早饭，吃完饭就出工。晚上10点发电灯刚熄灭，所有帐篷里的蜡烛灯就点开了。当时原版小说简写本是最珍贵的东西，全都排好队等着轮看，录音机也要排，两种卡带，美国的句和英国的灵格风，反复听。”

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全国招考，戴惠萍从万人海选中脱颖而出，考入仅有50个名额的译训班，经过一年集训，顺利进入联合国总部工作。在记忆中，那场考试除了测试语言功底，还有国际时政知识。“我对国际时事一直感兴趣。小时候，爸爸下班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偷他包里的《参考消息》，读得很细，这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还记得有天晚上广播里说中东战争，我就站在喇叭口下，很兴奋地听。”

进入译训班，戴惠萍延续了早年的苦读习惯，“联合国送来很多外面拿不到的会议录音，老师带着我们从易到难慢慢练。早晨6点半起来去食堂吃饭，7点跑到教室，当时还没有同传箱，有两个板，就在那里练，一直练到晚上10点，中间吃个饭。我大部分时间就待那里，有时去打球，周末和大学生一起跳跳舞。时间过得很快，整整训练了一年，很拼！”

这是一个技能，和学术研究不一样，要大量练习，练到熟能生巧。“电视剧里那个男主角的背景我觉得不太符合现实，这些年我遇到那么多专业译员，好像还没有外交部长的儿子去学口译的，连副部长的儿子都没有，做口译要经过非常严苛的培训，他们恐怕有更容易成功的职业途径吧？”他说，“口译老师就像专业的球队教练，帮你发挥强项，使你变成出色的运动员。”

年至年10年间，已是“纽约客”的戴惠萍为联合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国务院等机构承担了数千场会议的同传和交传工作。

“从92年开始，联合国一直找我，一去就不可收拾了。每天美元，提供来回机票，在大城市还有每天美元的生活费，我们一般住宿吃饭用美元就差不多了，周末不工作还有补贴。当时跟着货币基金组织出差到王府井饭店住了好多次，从华盛顿飞北京来去都是全价公务舱，如果头等舱有空位都会自然升上去，那真是freelancer(自由译员)的黄金时代。”

做自由译员有个说法，“laughallthewaytothebank”（一路笑着去银行），“到后来钱成了惟一快乐。等我退休，除了说翻过几千次顶端国际大会就没东西了，每次做同传，听到的信息处理完后马上得排出去，不然大脑会炸的，你让我回忆具体的我都想不起来。”戴惠萍说。所以，年，他接到上外邀请，回国参与高翻院“会议口译专业”的创立与教学后，就回来了，“趁自己年纪不是太老，还有精力。等以后我做不了了，起码还有一批我教过的学生可以活跃在翻译的舞台上。”

说到电视剧中的“高翻院”，戴惠萍特意强调，“那和我们学院属性完全不同。”现在的确有不少类似这样的单位，以公司形式接受商业性翻译任务，然后派给底下人员去完成，或者接单后去找外面的译员，“这看似正常的商业行为，但这种模式恰恰是错的。”因为公司承担了中间人角色，有了中间成本，就会向主办方收取高于译员服务的成本，会议方则要压价，公司为了要保持自己盈利，就会转向译员压价。

“长远来看，好的译员慢慢也拿不到像样回报，以后社会上的人才就不再去追口译这个行业，那整体口译水平就会下降，这不仅是拿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如何保证最好的人才愿意去学这个专业，国内目前这样的行业机制是有问题的。”戴惠萍说，“国际机构聘用专业译员从来不通过所谓的翻译公司，都同译员直接联系。我们有一个国际会议口译员协会（AIIC），入会要有多年经验，要有同行认证，国际组织看到你有这资质，就知道你能胜任，这才是聘用译员的正确做法。”

教学之外，戴惠萍目前仍有选择地为一些国际组织提供口译服务，还曾被欧盟口译总司聘请担任考官。“跟欧盟代表团合作，他们的议员代表很多刚从地方上选出来，非常年轻，但为他们服务的口译员经常是老头老太，相反，中方译员都非常年轻，或许中国领导觉得身旁译员年轻漂亮视觉效果不错，但其实在有些方面是吃亏的。”他说，“因为替欧盟做翻译的，有一辈子口译经验的专业人员，他们的智力、经历，对双方涉及的方方面面课题了解程度不比议员差，有的甚至更好，当议员表达想法时，他们可以翻得非常全面，一些微妙的语气都翻得很生动。反过来，中方领导这边说些事先准备好的要点，中方年轻的译员翻译当然没问题，但到第二、第三轮问题讨论更深入涉及专业领域时，中方领导人有这样的资质可以谈得比较深，但年轻译员就有点抓瞎，要么没完全领会意思，要么说出来的英文非常机械，只在语言层面稍作处理，翻出来后欧盟议员经常不太明白中国领导人说的是什么意思，沟通上就造成了欠缺。”

这个行业一定要自律

数次造访上外高翻院，多位师生都提到童心这个名字。7年前进入联合国任职同传后，这个80后女生便在纽约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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