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大我呆了两年就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去。当时前者如日方中，后者弗里德曼说是荒山野岭。科斯尝试挽留，说留在芝大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夏保加说要是薪酬是问题，他可以处理。然而对我来说，芝大的学术气氛是过于热闹了。外来的讲座，不同范围的工作室，天天有；要评审或要阅读的文稿，每天都有新的。我可以不管这些，但不管就不是芝加哥。从本科算起我已经十年窗下，是到了独自创作的时候。想到什么有新意的我喜欢求教他人，但思考时我要独自遐思。当时我也决定不再读他家之作，有什么需要知道的求教他人就是。

诺斯与巴泽尔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图华大，几个月后他们升我为正教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系主任诺斯与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贝克曼分别对我说，教授要算文章多少与学报高下，这些准则一律与我无干。我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诺斯是一个非常重视思想创新的人，对思想的重要性有好的品味判断。他就是维护思想创作。

更为重要的是同事巴泽尔。巴兄的思想细致紧密，在推理上一些微小的错他看得出来。有他站在旁边，我那魂游四方的想象本领如鱼得水。一九六九我到西雅图时，巴兄要造访英国一年。他回归后我们日夕研讨了十二年。这是行内的典故。

我到西雅图时带着一份题为《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稿，巴兄读后不发一言。一九七〇年该文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指出合约不可能是完整的，要加上风俗、宗教及其他法律约束来运作。想不到，后来那“不完整合约”（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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