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是美国公立大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年《莫里尔法》加速了美国公立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公立研究型大学发展基石。步入20世纪，面对纷繁的国防、医药、经济等国家要务，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日趋巩固，美国公立大学不断壮大，科研规模与实力与日俱增。得益于联邦资助，当前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已俨然超越地域性、教学性，转型为全球知名研究型大学，与私立研究型大学一道成为美国创新的双核。

美国赠地学院与大学示意图

政府、学术及行业的有效衔接在保持美国国家卓越性中至关重要，联邦资助亦是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卓越的保证。正如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SanFrancisco)校长赫尔曼(SusanHellmann)所言，“我们政府、大学和工业界之间创新研究合作关系受世界羡慕。它使得美国在诸如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等知识密集型领域获得领先优势……我们发展的脚步取决于联邦政府研究资助力度。”[1]鉴于美国大学在全球学术界的非凡地位，有关美国大学发展之道的探寻，较早映入学者眼帘。20世纪80年代来，我国学者通过追忆美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2]、分析联邦政府在大学科研转型的关键作用[3]、阐述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原因[4]、梳理美国联邦科学政策变化[5]、甄别美国研究型大学成长机制[6]，不断探寻美国大学发展中联邦政府的角色。然而，已有研究较少从公立大学诞生、升格的角度分析其中联邦政府角色。为此，探究联邦政府在复杂变换的环境之中步步推进、助力美国公立大学发展的图景，求索美国大学“创业”历程，发现其“精神”，悟道精髓，对于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卓越之途，势有所裨益。

一、公立研究型大学：了不起的成就赠地学院(Land-GrantCollege)诞生晚于公立大学，但它却是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真正意义上的开端。年，林肯政府颁布《莫里尔法》(TheMorrillActof)，又称《赠地法》(Land-GrantAct)，自此赠地学院几乎成为了美国公立大学的同义词，赠地学院为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美国真正意义之大学的开端。该法案签署之前，美国已经在数十个州建立了20余所公立大学（学院），如佐治亚大学(UniversityofGeorgia,)，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ofVermont,)，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ofSouthCarolina,)，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ofMichigan,)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ofVirginia,)，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ofWisconsin,)，加州大学(UniversityofCalifornia,)等一批早期美国公立院校。然而，除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加州等地的公立院校外，其余州的公立学院皆处在挣扎的发展之中，难以称之为真正探究宇宙之大学。[7](27)可以说，年《莫里尔法》释放了公众对大学研究的承诺，意味着美国联邦对公立大学的实质性资助，更奠定了联邦政府永久资助公立大学的基础，[8](32)州立大学亦大部分成为赠地学院，当前70%排名前列的美国公立大学都源自赠地学院。[7](28)美国南北内战后，在《莫里尔法》的引导下，美国诞生了69所赠地学院。[9]历经变迁，如今这些院校超越最初农业机械技艺之所，锐变成为美国标杆性研究型大学。除开篇前所提及的公立大学外，罗格斯大学(RutgersUniversity)、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VirginiaUniversity)、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University)、肯塔基大学(KentuckyUniversity)、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ofIllinois)、堪萨斯州立大学(KansasStateUniversity)、田纳西大学(TennesseeUniversity)、德州农工大学(TexasAMUniversity)、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ofArizona)、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StateUniversity)、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ofFlorida)等33所赠地学院已经成为了美国的精英大学。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大学的星火燎原下，公立研究型大学可谓遍布全美各境，活跃于美国一流大学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多达82所。[10]在美国大学精英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ofAmericanUniversities，AAU)的62所研究型大学中，公立研究型大学亦占34席（其中17所发迹于赠地学院）[11]。对此，哈佛大学前校长科南特(JamesConant)赞叹道，“他们（公立大学）现在是这个（美国）国家最重要的高等教育部门，哦，不，是全球（最重要的）……”。[7](28)基于此，年以来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AcademyofArtsSciences)更是专门聚焦公立研究型大学，系统发布了《公立研究型大学：它们为什么重要》(PublicResearchUniversities:WhyTheyMatter)、《公立研究型大学：服务于公共利益》(PublicResearchUniversities:ServingthePublicGood)来介绍公立研究型大学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及经济功能等所谓“四条腿”中伟大成就：以高科技著称的硅谷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的贡献密切相关；平板电脑多点触控技术则诞生于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ofDelaware)。可以说，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成绩斐然，仅-年，便溢出家科研密集型企业，获得个学术专利，全球50所最佳风险投资高等教育机构中20所便是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12]

二、《莫里尔法》与公立研究型大学的雏形

诞生于危难之际的《莫里尔法》，注定了其不平凡性。年7月1日，正当反蓄奴揭竿而起的北方联军面临全面溃败之际，林肯总统高瞻远瞩地签署通过了佛蒙特州议员莫里尔(JustinMorrill)的提案——联邦按照各州国会议员数赠予各州以每个议员30,英亩捐资兴建或是维持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期望每州至少有一所公立大学或学院）。美国内战史学家内文斯(AllanNevins)盛赞该法的颁布是美国高等教育史及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时刻。[7](1)诚然，《莫里尔法》酝酿了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的雏形。

美国内战史学家内文斯有关美国公立大学发展的重要论述

然而，赠地学院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具体而言，四股相互衔接的力量造就了赠地运动：对古典、神学专制的反叛；对“科学冠军(Championshipofscience)”的推崇；对农业机械技艺(AgricultureMechanicalarts)的主张；教育民主呼声的高涨。[7](7)

在“科学冠军”意识的推崇下面，支持科学发展更成为不可逆之势，为赠地学院的诞生奠定基础。得益于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及发汤普森(BenjaminThompson)的推动，18世纪初期美国高等教育开始出现“科学教育”的星火。随后在科学研究热衷者总统亚当斯(JohnQuincyAdams)，议员加勒廷(AlbertGallatin)等人推动下，到19世纪30年代，实用科学(Practicalscientific)意识已经深入国人脑海，国民开始畅想科学的无限可能，并视科学为民主社会的宝藏。时人尤其受法国自然教育家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之自然教育理念的影响，即认为教育来自自然、来自事物，而非仅仅限于寥寥教育著作与间接之教育理念，科学意识不断在美国推崇。[7](16)为此，至19世纪40年代，在诸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普林斯顿大学等私立大学的带动下，美国从缺失、忽视科学知识，进而转变为引进、强调实用科学，如年哈佛大学引进科学家阿加西斯(AlexanderAgassiz)教授工程学及化学，[14]耶鲁大学由年设置谢菲尔德科学学院(SheffieldScientificSchool)传授物理、自然及数学科学研究。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谢菲尔德科学学院作为新生事物，一直受到耶鲁其他传统学院的排斥，直至才并入成为耶鲁大学。[15]加之，美国当时正值工业革命，工业界疾呼教育应当适应实践所需，视科学为文明进步的动力，强调气象预测、道路建设及土壤改良等社会百业都需要科学支持，营造了对科学知识迫切之势。[7](10)

贾斯汀·莫里尔

19世纪中叶，美国发展的乏力加速了教育改革的步伐。当欧洲大陆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工业革命时，美国仍然处于落后的农业国，农业科学发展缓慢，收成不佳，土地利用率低，南方各州种植地更是严重恶化,犹如年莫里尔在听证会上所言：[16]

整体上，我们的农学家未能够致力于研究高效农业而仅在乎扩张耕种疆土，其教育亦仅限于传授前辈之经验……以致土壤逐年变得贫瘠,国家土地日益浪费、耗尽……南方各州种植地恶化，农业收成堪忧……(为此)农业无疑需要我们的优先护理，它不仅仅有利于社会、商贾之有序，并对这些的存在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欧洲先进之林无不通过减免税收、扩建校园之策竭力优化其农业事业……为此，莫里尔呼吁只有农业科学知识才可能防止土地的浪费、滥用。[7](2)鉴于农业机械技艺在农业科学发展之重要性，美国形成东部以莫里尔、格里利(HoraceGreeley)、康奈尔(EzraCornell)，中西部以特纳(JonathanTurner)，南部以克莱姆森(ThomasClemson)为主的反对旧式教育联盟，极力提倡实践型的“新教育运动”，[7](7)这一革命阵线极大地推动了《赠地法》的横空出世。此外，赠地学院是教育民主需求的必然产物。《赠地法》被视为实现美国梦的载体而备受推崇。[16]法案背后的民主哲学便是将农业及农业教育提及至“科学”的高度来实现社会民主，通过对农民、工匠之子嗣的“科学”教育，实现国家民主的程度。[9]《莫里尔法》彻底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加速了美国公立大学的发展。[9]一者，《莫里尔法》在不排斥传统排除其他科学和经典研究的前提下，超越学科、区域的界限，在包括偏远的阿拉斯加及夏威夷等各州“捐赠、支持或维护至少一所致力于军事战术、教授与农业和机械艺术相关知识”[9]的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有效地形成公立大学发展势头。二者，《莫里尔法》强调公立大学应当超越阶层的界限，而非仅将赠地学院视为纯粹的农业、农民学校，期望“自由与实用教育”能够在美利坚扎根。正归功于其卓越理想，美国公立大学才能够在日后不断朝综合研究型大学迈进，“如果没有该法案伊利诺伊州将难以在年即出现当今全美最伟大大学之一（伊利诺伊大学），加利福尼亚州难以如此快速发展出八所世界顶尖的大学。”[7](28)三、技术战争动员与公立研究型大学的初显美国的大学天然与战争相连。《赠地法》让公立大学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度开花，然而，“科学”之果却迟迟未结。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联邦政府须求助于“科学”以赢得这场“科技战争”，而此时的大学正慢慢嬗变成为了科学中心。从南北战争结束到一战期间，美国学术秩序发生重大变革，大学压倒其他制度，成为发现和传播知识的学术中心，独立实验室、博物馆、大型图书馆，乃至一些政府设立的专门研究机构都被大学击败，要么退居次要地位，要么沦为大学的附庸。[17]一战前，美国大部分大学科研能力不足，联邦资助主要用于大学的教学。[18](33)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公立大学开始逐步往研究型大学迈进，[19](43)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这一阶段美国大学研究能力普遍不足。[20]()19世纪后半叶，求知于先进科学之林德国成为美国风尚，随后密歇根大学亦进行了德式科学研究改革（塔潘实验），然而，改革以失败而告终，美国公立大学整体科研实力并不喜人，其培养的人才及所从事的研究皆被传统西方大陆国家讥笑，“美国长期对欧洲的科学与文化有着强烈的自卑感……每当欧洲人（通常是英国人）以美国在艺术、科学或医学中的微弱贡献来嘲讽美国人时，这种文化和科学的落后感就会变成灼热的敌意……”。[21]大学科研整体上的无济触发了美国人建立高质量大学的念头。年，由加州大学校长惠勒(BenjaminWheeler)牵头，在芝加哥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2月27-28日），最终建立了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深远发展的学术共同体——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ofAmericanUniversities)，并确定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康奈尔大学(Cornell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Universit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ofChicago)、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ofPennsylvania)、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等14所大学为初创成员，代表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先锋，[22]彼时的公立大学科研不足，仅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3所入选，而战争给予了公立研究型大学初显的机遇。年4月6日，威尔逊(WoodrowWilson)总统向德国宣战，揭开了美国持续19个月的一战征途，短暂的战争经历却深刻地改变了大学科研与政府的关系。一瞬间校园成为营地，教学让位于战争，总计所大学参与了这场战役。[23]为尽快赢得这次“科技战争”，与赠地学院同期而设的美国研究委员会(NationalResearchCouncil)成为了联邦政府动员大学入伍的主要机构。在其动员下，公立大学积极响应，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全民皆兵，科学家、历史学家、地质学家都参与了抗战，其中最著名的研究当属梅森(MaxMason)、特里(EarlTerry)等人一同发明了潜艇探测器，艾斯特(JohnEyster)发明了氯气、光气、芥子气和路易氏剂(lewisite)等毒气。[25]另外，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StateUniversity)、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ofIllinois)、加州大学和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ofTexas)等公立大学在无线电及通讯科学贡献极大。由此，年春，战争部(U.S.WarDepartment)在这四所公立大学建立军事训练、航空学校（共六6所，另外两所为私立大学，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26]随后，美国大学协会先后将弗吉尼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ofMinnesota)()、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ofMissouri)()、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ofIllinois)()、印第安纳大学(UniversityofIndiana)()、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ofIowa)()、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ofKansas)()、俄亥俄州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德克萨斯大学()等10所公立大学纳入其会员，显示了二战前美国公立大学在研究型大学转型中的部分成就。然而，一战期间，本土并未成为战场，美国更是在战争末段才参战，联邦政府寻求大学之专门知识有限，加之大部分公立大学仍然处在教学型发展阶段，所以一战期间联邦资助公立大学科研有限,公立大学发展亦有限。

世界大战期间充满“战争”味道的加州大学校园

数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止了短暂的世界和平，成为美国联邦资助大学科研的分水岭。一战后科学价值受到认可，美国逐渐形成“国家科学意识”，确信资助研究对国家有着莫大裨益，这一理念塑造了随后的学术科学。[26]与此同时，随着19世纪德国科学之风强劲吹拂，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学已较好地融合了17世纪的英格兰模式（教学理念）与19世纪的德国模式（科研理念），科学研究价值不断获得肯定。[20](63)然而，二战前，除农业研究外，美国联邦政府与公立大学交织点较少，科学研究、技术变革主要由零散的个人以及工业界进行。二战后，美国以前所未有、他国莫及之势，建立高度紧密的军队、大学及产业界合作关系，即俗称的“军工复合体”[28]。年6月，罗斯福(FranklinRoosevelt)总统意识到美国无法继续保持孤立主义，旋即加紧动员大学为战争服务，任命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物理学将军”瓦尼尔·布什(VannevarBush)负责一切战时科研合同(约2,份)，[27](24)掌管国防研究委员会(theNationalDefenseResearchCouncil)及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of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这两个最为关键的科研动员机构。[28]二战再次引发了大学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加入联邦战争项目的大学数量不断上升，公立大学先后在雷达、青霉素、计算机、喷气推进及原子等影响战争的关键科技中有着重要贡献。[30]

美国国防科学领袖（左起）：劳伦斯（加州大学）、亚瑟.康普顿（芝加哥大学）、布什（MIT）、科南特（哈佛大学）、卡尔.康普顿（MIT）、卢米斯（美国科学事业慈善家）

“原子能计划”(AtomicEnergyProject)是二战时联邦政府与大学科研合作最为生动的写照。早在年，预感德国可能领先于美国而发明原子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及西拉德(LeoSzilard)联名致信罗斯福总统，谏言联邦尽快资助核武器研究。在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组织下，美国进行了持续近4年(-年)，耗资将近20亿美元，雇佣逾数十万人之多的超级机密项目——曼哈顿“原子能计划”。[30]该计划深刻改变了美国公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普渡大学(PurdueUniversity)、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ofMaryland)、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加州大学、田纳西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等公立大学纷纷加入该计划，悉数与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私立大学并肩作战。[19]()而其中又数加州大学最为突出，在“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RobertOppenheimer)、“回旋加速器”发明家劳伦斯(ErnestOrlandoLawrence)、“超铀元素”贡献人西博格(GlennTheodoreSeaborg)等科学巨匠的贡献下，加州大学在原子弹的研究中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帮助美国得以成功研发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公立研究型大学在一、二战中初步展现了其科研力量，而与私立研究型大学相比较，其整体实力仍然有着较大差距。二战后，尤其是苏联卫星危机后迎来的学术“黄金期”则进一步给予公立大学转型的机遇。

四、《科学：无尽的前沿》与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成长

二战后，《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明确了政府在大学基础研究中的关键资助作用，成为公立大学后续成长的基石。[31]年11月17日，欧洲战场捷报频传之际，意识到二战即将结束，罗斯福随即就和平时代联邦政府如何定位大学科研的发展，致信瓦尼尔.布什：如何尽快传播战时保密性研究；如何继续开展医学研究计划；如何对待公立与私立机构的研究活动；如何发展美国科学天才计划。[14]据此，经过近九个月的努力，年7月，布什向总统提交《科学：无尽前沿》（以下简称布什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大学基础研究在解决“罗斯福之问”中的统领作用。布什认为基础研究是“技术进步的起搏器”，“新产品、新工艺并非天生而来，它们建立在新原则、新概念的基础上，而这些原则和新概念又是通过最纯粹的科学领域(大学基础研究)的研究精心发现的……”[32]该理念也称“线性模式(LinearModel)”，强调大学是“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应用研究”这一环节的上游。[33]

瓦尼尔·布什

大学科研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为《布什报告》营造了积极的政治环境，大学基础研究优先资助意识几乎获得朝野一致认同。归功于二战中大学科研的贡献，美国科学家尤其是布什、劳伦斯、奥本海默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宠儿，国家的偶像，科学的认同也连同进入千家万户，精英抑或平民都形成科学优先的理念。[19](86)简而言之，《布什报告》提出了一种新的伙伴关系以实现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护航公共卫生，在这种伙伴关系中，基础研究越来越多地由联邦政府资助，并传递两个重要讯号：一是鉴于战争已经消耗了国家的基础研究，需要联邦政府及时加大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基础研究的投入，为大学研究及研究生教育买单；二是组建联邦科学资助新机构实现联邦大学科研资助的常态化、自由化，即建立由一流科学家组成，并直接向基金会主任负责之“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NationalResearchFoundation)”以取代战时科研与发展办公室的职责，作为唯一负责大学基础科研的联邦机构“科学研究基金会”最终命名为“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NSF)。[33]战后，民众渴望期盼已久的“美国梦”，中产阶级梦想四溢，而科学则是其中的阀门。为此，虽然最终杜鲁门(HarryTruman)政府对《布什报告》做了修改，国家科学基金会未成为唯一资助大学科研的联邦机构，但布什基础研究优先的理念仍然大体上保存了下来。同时，公立大学作用受到肯定，“战争期间，公立与私立大学对于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瞩目的是这些学校在工程与物理科学等国防领域中所做的贡献。”[8]由此，广泛设置科学及工程学的公立研究型大学获得发展良机。随后，公立大学所得研究资助及研究生教育规模亦同步得到发展，“（战后）这一时期，公立大学的研究人员从人增加到23人……在公立大学的研究经费中，联邦政府研究资助所占的份额从53%上升至75%......”[34]公立大学成为联邦资助的新兴力量，实力强劲的公立研究型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加州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大学的科研得到巩固与加强，其国际学术地位进一步彰显。同时，涌现了普渡大学、华盛顿大学及爱荷华州立大学等一批高水平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ofPittsburgh)、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Instituteoftechnology)、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ofArizona)、弗吉尼亚理工学院(VirginiaTech)等公立大学亦紧跟其后，日益朝一流研究型大学迈进。[18](99}与《莫里尔法》实行均等“地域”分布不同的是，在《布什报告》中，联邦采用了近似乎精英式的大学资助模式。作为创建时间较短，学术起点较低的公立大学，在这种经费分布模式中无法获得充足发展，导致这一时期公立大学整体研究实力依旧不足。突如其来的“苏联卫星事件”(TheSputnikMoment)则成为联邦加大资助公立大学的又一契机。年10月4号，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SputnikI)，使得美国进入更为紧张的科技“竞技”，规模庞大的公立大学再次获得联邦青睐，造就了其学术“黄金期”(GoldenTime)。

五、“卫星危机”与公立研究型大学的“黄金”发展

突如其来的苏联卫星危机，打破了宁静的“美国梦”，让美国陷入科技与军事的双重恐惧中。苏联人造卫星真真切切地摧毁了此前美国那番科技自信，更为令人恐惧的是，盘旋于美国上空的卫星意味着苏联弹道导弹领先性的可能，美国受攻击的可能性亦加大，该事件被泰勒(EdwardTeller)为首的鹰派科学家视为“第二次珍珠港事件”。[35]恐惧之下，紧张之势蔓延朝野，大学再次委以重任，卫星危机下战时的“军事-工业复合体”重燃并升级为“军事-工业-科技精英（大学）复合体”，大学角色日益突出。卫星危机极具讽刺地迎来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艾森豪威尔(DwightEisenhower)总统将苏联卫星事件定义为科技与教育上的挑战，而非直接的军事挑衅，[36]反思卫星危机不仅意味着美国在“天空竞技(raceforspace)”落于下风，更认为其在关键的科学领域均难以抗衡苏联，以致联邦形成以教育为核心的“教育、科学、天空(education,science,andthespaceprogram)”之“国防教育”模式以回应苏联。[38]由此，将教育成为国防的利器，年《国防教育法》(NationalDefenseEducationActof)顺势而出。意识到“国家利益的达成，需要给予那些与我们国防至关重要之教育项目的资助”[39]随后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造就了卫星危机后，大学科研持续数十年（尤以-为甚）的“黄金期”。[19]()在如此政治生态下，公立大学之工程学、物理学（原子能）、数学、计算机等基础学科获得科研资助巨增。同时，因年《退伍军人法》(ServicemensReadjustmentAct)等推行，二战后大量退伍军人涌入，公立大学规模持续扩张，成为联邦政府资助的重要部门。此外，国防所需更催生“大科学”项目的兴起，联邦大学资助经费的扩增，不断塑形公立大学科研能力。[39]在《国防教育法》的引导下，美国联邦政府进一步强化科技研发，立足在国防、原子能和航空航天领域获得突破性发展，[40](27)为此，年肯尼迪(JohnKennedy)为占领太空“新边疆”开启的“阿波罗登月”项目及随后里根(RonaldReagan)为拖垮苏联所实施的“星球大战（战略防御倡议）”等计划随之而出，这些计划点燃了“大科学”的发展火焰，附属于大学的国家实验室不断扩充，[41]参与联邦研究之大学不胜枚举，诸如石溪大学(TheStateUniversityofNewYorkatStonyBrook)、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ofTennessee)、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StateUniversity)等大学毅然成为了此时美国研究的重镇（表1）。表1“军事恐惧”下联邦大学科研合作中心一览（部分）

（资料来源：NSF.MasterGovernmentListofFederallyFundedRDCenters,(-03-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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