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选自安德鲁·罗伯茨《丘吉尔传：与命运同行》（李晓霞译）尾声部分“与命运同行”，中信出版集团，年5月版，第-页。丘吉尔对林德曼教授说：“关于我的报道一直以来都太多了，现在也是。”那是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关于丘吉尔的文学创作活动已经很多（现在也没有减少的趋势），但是年8月，艾伦·布鲁克将军曾经写道：“我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否有一天真的描绘出丘吉尔的真实面貌。”年，伊斯梅勋爵开始写回忆录，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客观的丘吉尔传记至少要到年才能写出来。事实上，直到最近10年，研究人员才获得了拼图中的最后一部分档案——国王乔治五世和伊万·麦斯基未删节的日记、劳伦斯·伯吉斯关于战时内阁会议的全文记录、丘吉尔孩子们的私人文件等。在丘吉尔逝世50年之后，人们终于有可能把他描绘得接近他的真实面貌了。“要公正地对待一位伟人，”丘吉尔本人写道，“有辨别力的批评是必要的。滔滔不绝的宣泄，无论怎样逞一时之快，都是令人生厌的。”本书也不乏批评之处，我希望这些批评是有辨别力的。丘吉尔出生那一年，加内特·沃尔斯利将军签署了一项条约，迫使战败的阿善堤国王科菲停止用活人祭祀；在他去世那一年，宇宙飞船“双子星5号”已经环绕地球飞行，披头士乐队发行了歌曲《一张车票》。90年间，我们从事后来看，很多时候，丘吉尔的判断都并非不容置疑，包括他反对妇女拥有选举权；参加“围攻西德尼街”；解雇海军上将布里奇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命杰基·费舍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命罗杰·凯斯；年3月之后继续加里波利行动；在爱尔兰雇用准军事组织“黑衣棕裤”；在“查纳克危机”期间采用外交冒险政策；实施“十年原则”；重返金本位制；在“退位危机”期间支持爱德华八世；在挪威战役中安排失误，却让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做替罪羊；在—年帮助希腊，却错误地评估了日本的军事能力；将意大利半岛描述为“柔软的腹部”；低估斯图卡飞机与舰船和坦克相比的能力；恫吓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接受“寇松线”作为波兰战后边境线；在年力推多德卡尼斯群岛战役；允许将克里米亚的哥萨克人遣返，并交给斯大林；把反铁托的南斯拉夫人遣返，并交给铁托；在年的大选中做了攻击工党为“盖世太保”的演讲；在第二次首相任期建立“三霸主”管理体系，并且对工会做出妥协；在年中风后继续担任首相，等等。然而，正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中写信给克莱门汀时说的那样：“我如果没有犯过错误，我就会一事无成。”其中有几个错误是他习惯于坚持亲自观察事情的习惯造成的。这一点经常给他带来麻烦，比如在纳塔尔、西德尼街和安特卫普等事件中，但是也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真知灼见。他曾对罗斯贝里勋爵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犯了多少错并不重要，只要他继续犯错就行了。这就像把孩子丢给狼群，一旦你停手，它们就会撵上你的雪橇。”克莱门特·艾德礼在为丘吉尔撰写的讣告中说：“他最卓尔不群的素质不是智慧、判断力或远见，而是精力。”这样说公平吗？在丘吉尔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缺乏判断力这样的评价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我们能看到，有时这种评价也不无道理。然而，对于那三个对西方文明构成致命威胁的问题——年的普鲁士军国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纳粹，以及二战后的苏联——丘吉尔的判断力远高于那些曾嘲笑他的人。在这三个关键的转折点上，丘吉尔的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他周围的人，借用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鲁德亚德·吉卜林的话说，则失去了理智，且归咎于他。二战前，艾德礼本人就一直反对重整军备，也反对征兵，尽管丘吉尔早就开始呼吁这两件事。当涉及英国、大英帝国和英联邦生活中那些生死攸关的事情时，到底是谁的“智慧、判断力和远见”更卓尔不群？一个人如果在2/3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公众人物，需要在许多问题上做出重要决定，对他所看到的一切发表意见，他就会犯错误——有时是严重的错误。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在今天并不被广泛接受。然而，与他的失败和错误相比，他的成功清单则要长得多，也重要得多。希腊诗人阿尔齐洛科斯曾经写道：“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丘吉尔的批评者把他描述成一个会犯无数错误的刺猬，只是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即在希特勒与纳粹的崛起问题上，他蒙对了，这完全符合平均法则。但是他们错了。亨利·基辛格在谈到丘吉尔时说：“他对历史潮流的判断是敏锐而深刻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丘吉尔认识到法国不再有能力单独对抗德国，英国需要放弃一直以来的孤立政策，与法国结盟。20世纪20年代，他希望通过《凡尔赛和约》来安抚柏林的不满情绪，让德国参与到世界秩序的建立中。”丘吉尔也是年带领主力舰队为战争的爆发做好准备的那个人；他还是坦克之父；他发起了许多社会立法，来减轻爱德华七世时期英国穷苦人民的痛苦；他是那个大胆改革的开明内政大臣；他是曾经帮助建立爱尔兰自由邦的人之一；他也是约旦国的缔造者；他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问题；在大罢工发生后主张对工人宽宏大量；他推出了减税预算，是在和平时期建造了万套住房并废除了配给制度的首相；他指出了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危险性，提出了应对这两种危险的方法。丘吉尔是一只典型的狐狸，而不是刺猬，他知道并且做了很多事情。丘吉尔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且善加利用。达达尼尔海峡的灾难教会了他不要去推翻参谋长们的决定；大罢工和汤尼潘帝事件让他在二战期间把劳资关系交给了工党的欧内斯特·贝文；金本位制的灾难教会了他在战时紧急状态允许时，在金融体系中运用通货复涨刺激经济，并尽力保持资金的流动性。他也从自己的成功中总结了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部“40号房”在密码破译方面取得的突破，教会他支持艾伦·图灵和“超级解密”组织；年的反U型潜艇作战让他明白了护舰系统的优势；他提倡鼓励使用坦克；他推动由霍巴特将军和军情局苏联处发起的新武器发明活动——他早就明白毛瑟枪比长矛更优越。丘吉尔曾经写道，他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为担任战时首相之职做准备，为接受这一职位所带来的考验做准备。他早期对“贵族式”英语句式的掌握，以及作为中尉时广泛的阅读，为他那些精彩的战时演说奠定了基础。他在古巴的时光教会了他如何在炮火中保持冷静，以及如何通过午睡来延长工作时间。他在布尔战争中的经历让他能看到将军们的不足。早在不列颠之战前，他作为飞行员和空军大臣的经历就使他成了皇家空军的优秀战士。《马尔伯勒传》的写作让他为盟国之间的同步决策做好了准备。他总喜欢亲自去观看行动现场，比如“围攻西德尼街”和安特卫普的行动，这为他在闪电战期间去英国各地鼓舞士气做好了准备。他对科学的痴迷，在他与林德曼友谊的激发下，让他明白了核裂变如何用于军事领域。他关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写作让他为纳粹的狂热做好了准备。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先见之明和准确分析为他的铁幕演说奠定了基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与劳合·乔治一起引进“全民保险”和“养老金”政策，这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适应福利国家的需要做了准备。最重要的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筹备海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溃败、在战壕中服役以及担任军需大臣，这些都给他带来了至关重要的深刻见解，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加以运用。他是一个多面手。罗伯特·罗兹·詹姆斯是为丘吉尔作传的传记作家之一，他将丘吉尔描述为“政治家、运动员、艺术家、演说家、历史学家、议员、记者、散文家、赌徒、军人、战地记者、冒险家、爱国者、国际主义者、梦想家、实用主义者、战略家、犹太复国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君主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利己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他确实是所有这些角色，但除此之外，他还可能是蝴蝶收集者、大型猎物猎人、动物爱好者、报纸编辑、间谍、砌砖工、智者、飞行员、骑手、小说家和爱哭的宝贝（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给他起的最后一个绰号）。激发他身上所有这些角色的，更多的是他深厚的感情，而不是理性的分析。正是这一点让人们认为，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缺乏判断力。例如，他坚信（而且是错误地坚信）他的父亲曾经遭受保守党的残酷对待；他相信他的自由贸易原则会让他横穿议会席，走向反对党的选择看起来合情合理；他相信（再次错误地相信）自己会英年早逝，因此需要走捷径，以便早日成就伟业。他热切地想成为一名将军，最好是另一个拿破仑。他深信（也很可能是错误地相信）他本可以通过强行突破达达尼尔海峡来成功地提早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爱克莱门汀和他的孩子们（甚至是伦道夫），他也爱他那些（通常是奢华的）乐趣。他爱他的朋友们，他们中有许多人去世得很早，他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某个阶段或其他什么时候发生过争执，但是他对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他极度自负、生性好斗，还爱故意夸大事实。他总是低估这些性格特征给人留下的负面印象。读者在我的这本书里应该已经注意到不少能够表现出丘吉尔自私、麻木和冷酷的例子。在整个二战期间担任他的私人助理的汤米·汤普森中校曾经写道：“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在很多人看来，他粗鲁、自负、偏执、专横。”他还可能是一个古怪、固执、爱干预别人，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的管理者。然而，他也能将这些失败因素中的其中几项转化为力量，帮助自己度过和平与战争时期的危机。当然，如果我们只把他当作他自己来看，他也很可能特别可爱。很少有最高级别的政客会没有那种强大的自我中心意识，但是丘吉尔的自我中心意识，就他的才能而言，并没有膨胀到不可理喻。在这一时期，以及他人生的其他时期，比如在加里波利战役期间，丘吉尔确实情绪低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得了抑郁症，更不意味着他得了狂躁症或躁郁症。第10章讨论了他唯一一次提及“黑狗症”的事情。丘吉尔是个抑郁症患者的传说，就像普遍存在的他是个酒鬼的传说一样，是毫无根据的。让他感到抑郁的事情，也会让其他任何人感到抑郁。他也确实喝了很多酒，与20世纪30年代的其他人一样。（据估计，他一生一共抽了16万支雪茄，但是没有吸进肺里一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对他的营队发表告别演说时宣称：“无论人们对我作为一名军人怎么评价，至少没有人会说，我没有对酒精表现出正确的认识和欣赏。”读者肯定会同意他对自己在喝酒方面的评价：“我从酒精中得到的东西比酒精从我身上拿走的东西要多。”年7月，丘吉尔在维多利亚大厅发表演讲，庆祝乔治·华盛顿周年诞辰。他问道：“至于勇气，至于华盛顿无时无刻不显现的那种作为个人和公民的无畏精神，我们在过去的战争中需要它，今天，在面对和平时代的焦虑与危险时，我们难道不是同样需要它吗？”彼时希特勒距离总理的职位只有6个月之遥，勇气自然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他的一生都在体力和道义上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因为正像他在《伟大的同时代人》中写的那样：“无论是对普通人还是对国王的评价，都必须在他们的生命接受考验时做出。勇气被视为人类的首要品质，这样的看法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其他一切品质的保障。”除了年之前他在亲自参战的5场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可圈可点的勇气，他的勇气还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以外的多次旅行中——不少于25次的往返旅行，行程超过11万英里，远超任何其他战时领导人。有些是年、年和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快速冒险之旅，但有些持续了数周，穿越了大陆和海洋。他在60多岁的中后期经历的这些旅行，大多发生在身体超重、不适的情况下，有些还是在很不舒服的、嘈杂的、没有进行增压的飞机上，有时他还需面对飞机坠毁或被击落的高度危险。战争期间因乘飞机死去的著名人物包括斯特拉弗·戈特将军、拉姆齐上将、奥德·温盖特将军、弗拉斯迪劳·西科尔斯基将军、肯特公爵、海军上将山本、演员莱斯利·霍华德和格伦·米勒。然而，为这些旅行冒险是值得的，因为最终，他对其他世界领导人的了解远远超过了这些人对彼此的了解。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仅有的聚在一起的两个场合是年的德黑兰会议和年的雅尔塔会议。然而，丘吉尔和罗斯福单独会晤了11次，和斯大林单独会晤了3次，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除了在两次三边会谈中的间隙时间会晤过，再未单独会晤。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旅行为三巨头提供了黏合剂。除了身体和道义上的勇气，丘吉尔还是一位非常宽宏大量的政治家，无论是对战败的敌国还是对个人对手。年5月，费舍尔曾试图毁掉他，他却建议次年重新任命费舍尔为第一海务大臣，他们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直到费舍尔去世。博纳·劳坚持要把他从海军部撵出去，但他们也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日德兰战役结束后，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曾就公报问题恶意诽谤他，但丘吉尔说:“请替我转告他，时间会让一切都过去。”年，在丘吉尔调查曼彻斯特商会事件期间，德比勋爵严重误导了特权委员会，但是他原谅了他。科林·桑顿-凯姆斯利在慕尼黑事件后曾试图让他在埃平选区落选议员，但是在战争爆发后，丘吉尔写道：“在我看来，过去已经死了。”艾略特·克劳奇-威廉姆斯年写给他的那封失败主义论调的信函被丘吉尔退还，并让他“烧掉并忘记”它。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也得到了原谅，虽然他们在二战期间曾经明目张胆地谋求首相职位，而劳合·乔治也获得了原谅，虽然他曾经一心要等到“温斯顿完蛋”。在给内维尔·张伯伦、劳合·乔治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写的悼词中，丘吉尔大度地忽略了过去的蔑视、争吵和错误。他在年为莱斯利·霍尔-贝里沙提供了内阁职位，年为克莱门特·戴维斯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虽然他们曾经在年这一“命运的关键”之年投票反对他做首相。他不愿意报复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对手，却愿意“很明智地稍稍宣泄一下”。他对那些背景较弱的人所表达出的许多善意，都来自他天生的同情心和一种强烈的贵族责任感。这种同情心和责任感在他的一生中随处可见，与他的托利式民主观念可谓一脉相承。丘吉尔的同时代人进入政坛，大多是出于社会责任感、雄心、意识形态信念，或者仅仅是想过有趣的生活。比起其他人，丘吉尔在政治中投入的感情则更强烈、更丰沛。对丘吉尔来说，从政无异于为死去的父亲辩护，用他的话说，就是“重新举起那面破旧的旗帜”。这让他比别人更有优势，特别是在年和年，当他有机会把他所有的能力、经验和热情投入摧毁“那个人”的行动中时。年5月，丘吉尔向英国人民承诺，要奉献自己的“鲜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他准备把这四样东西都奉献出来——尤其是第三样。他的激情和强烈的感情常常使他热泪盈眶。的确，就像他的幽默一样，有时他也可以把眼泪当作一种政治武器。他对自己最后一位私人秘书安东尼·蒙塔古·布朗说：“你知道，我经常哭。你必须习惯这一点。”布朗回忆说，丘吉尔的眼泪通常会被“英雄主义故事”引出来，“一只高贵的狗在雪地里挣扎着奔向它的主人也会令他流泪。这一点很让人感动，我完全可以接受”。他对自己的医生说，他认为他这么爱流泪几乎是一种病，从年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进行的那次补选，他以43票之差落选时就开始了。然而在那之前，他也曾哭过很多次。一个更准确的诊断是，他是一个情感丰沛，实际上可以说是多愁善感的摄政贵族。他出生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他所属的阶层在那个时代更注重喜怒不形于色。年1月，抬着霍雷肖·纳尔逊灵柩的8名海军上将破例都哭了。丘吉尔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是这本书的中心主题。他写了一本两卷的《伦道夫勋爵传》，他的第一次演讲是关于父亲的，此后在辩论会上他也经常提及父亲。他的政治生涯始于为他父亲进行有意识的辩护，他相信自己一直在推动伦道夫勋爵的托利式民主原则（伦道夫勋爵从本杰明·迪斯累里那里继承了这一原则），甚至在他进入自由党创建福利国家的时候也这样认为。伦道夫勋爵之死丝毫没有减轻他对赢得父亲认可的痴迷，他在年所写的短篇小说《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取了父亲的名字，他继承了父亲的很多习性，甚至还和他在同一天去世，这是他对父亲的终极致敬，而那时他的成就已远远超过父亲。如果丘吉尔认为自己是在和冷漠、疏离的父亲竞争，那么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认为自己是在放大父亲的思想，宣扬他的原则，这正是他性格中的伟大之处。年12月，他对美国国会说：“我是下议院的孩子。我在我父亲的家里长大，因此相信民主。‘相信人民’——这就是父亲传达给我信息。我过去常常看到，在会议室、在街道上，成群的劳动者向他欢呼着，而那是很久以前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贵族的时代。正如迪斯累里所说，那个世界还属于少数人，属于极少数人。”由于他的家人很多都英年早逝，丘吉尔相信自己也活不长久，而他与死亡的无数次亲密接触，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战场外，都让他产生了强烈的个人命运意识。剑桥大学的丘吉尔档案如此之多，原因就是他保留了一切，因为他从小就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在历史上最伟大帝国的伟大时刻做出伟大的决定。他甚至保留了爱德华七世时期他的家庭开支账单（从账单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至少从年起就开始喝宝禄爵香槟）。他保留着与他的宠物以及他所收到的礼物有关的信件（包括在战时，收到古巴国家烟草委员会送来的一份大礼之后，工作人员对雪茄进行测试的信函），以及菜单和座位安排计划。丘吉尔留下的大量文件、文档、演讲稿和出版物被称为“人类事业最丰富的记录之一”。丘吉尔的书面作品同样数量巨大。他在37部著作中写了万字——比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著作的总和还多。他还发表了万字的公开演讲，这还不包括他的长篇书信和备忘录。他如此博学、多产，有时又会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的《大西洋宪章》宣布了一种民主信念，但是并未将此信念延伸到印度的独立中；他支持弱者，却又相信优生学；他是一位公爵的孙子，却又是那个终结了贵族否决权的人；他下令发动了“轰炸机联合进攻”，却又喜爱蝴蝶；他是一个粗犷的军人，却因其“敏感的角质层”而穿着丝绸内衣；他穿过下议院，走向反对党，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在政治上，他表面上的大部分矛盾都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他那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托利式民主原则是高度灵活的，并且几乎可以涉及广义上的“治权与自由”之各个方面。余下的可以用他在年的一句话来解释：“一个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要保持一致，唯一的方法就是与环境一起变化，同时却保持同样的主导目标。”年，基尔穆尔勋爵在给丘吉尔写信，感谢他赠送第二卷《英语民族史》时写道：“我一直认为，具有鲜活的历史感是一个政治家的必备条件。”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在为内维尔·张伯伦撰写的悼词中提到的在“历史的无情审判”面前如何为自己辩护，对于他来说至关重要。年离开桑德赫斯特学院后的35年，是“一部无休止的电影，演员却只有一人”。他知道自己会被写进书里——不仅仅是被他自己，所以他担心自己会“名不副实”。他在自己的剧目中表演着各种场景，知道自己还会把这些讲给读者听。正如他的女儿玛丽所言：“他看到的事情和人物都像在舞台上一样，他自己的历史知识、他强烈的命运意识和事件的发展就是舞台上的灯光。”克莱门特·艾德礼在为丘吉尔撰写的讣告中写道：“实际上，他总是在问自己，‘英国现在必须做些什么，才能让历史的评价对我们有利’？”年6月，在与法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后返回的路上，到达布里亚雷机场时，伊斯梅恳求道，那些用来增援法国的军力部署应该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推迟进行，因为法国人显然马上就要投降了。“这可不成，”丘吉尔答道，“做这种事情，会在历史上留骂名的。”在那件事情上，伊斯梅是对的，但是在其他大多数事情中，丘吉尔那鲜活的历史感，尤其是他用英国历史来恰当地比照现实的能力，对他和他的国家都大有裨益。这种历史感让他意识到，绥靖政策完全不符合英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几个世纪以来，在阻止任何势力在欧洲大陆称霸的问题上，英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主动的、好斗的，偶尔还会采取海盗式的做法。他还可以将年—年英国的困境放进一个恰当的历史背景中，告诉英国人民，他们过去经历过类似困境，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更有说服力的是，这位既是历史学家也是传记作家的首相，做过关于德雷克如何挫败了无敌舰队，纳尔逊如何摧毁了拿破仑的入侵威胁的演讲。他的历史想象力如此丰富，也如此实用，其目的就是要为现实提供指导和信息。他写的每一本历史书都是如此，这也是他生前售出的历史书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多的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鲜活的历史感促使他试图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身上，复制马尔伯勒公爵与萨沃伊的尤金王子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那种关系。年陆军部曾提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这一概念所隐含的权力集中，在以前从未出现过。丘吉尔却不这么认为。正如他在年写的那本关于他伟大的祖先与尤金之间友谊的传记中所说：“如果在盟军总部没有出现这一新的组织，这些章节中所描述的如此错综复杂、如此漫长，在许多场合都与公认的战争原则背道而驰的非凡行动，就永远不可能完成。”通过丘吉尔在周二的午餐会上对国王乔治五世所提及的一连串抱怨，我们可以估计丘吉尔与罗斯福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这些抱怨足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丘吉尔在战争关键时刻对他最重要的盟友罗斯福有多怨恨。然而，当罗斯福于年11月再次当选总统时，丘吉尔和国王却都松了一口气，感到非常高兴。次年4月，总统逝世，国王在日记中记录道：“丘吉尔所写的悼词堪称前无古人。人们在钦佩一个人的同时也有可能对他感到失望或愤怒，所以尽管丘吉尔曾经私下里指责罗斯福，但是当他至少在三个不同场合提到罗斯福，并且说‘我爱那个人’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和罗斯福一样，丘吉尔也来自上流社会。他喜欢引用埃德蒙·伯克的说：“从不追根溯源的人，是不会展望未来的。”丘吉尔不断地回顾自己的祖辈先人。在今天看来，他的贵族背景与他作为民主救世主的形象很不和谐。但是，他如果没有自己的阶级背景所赋予的那种不可征服的自信，他就有可能会按照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环境调整自己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对这一想法不屑一顾。他从不需要去承受作为中产阶级的那种毕恭毕敬或社交焦虑，原因很简单：他不是中产阶级。那些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认为重要的东西，对于一个在布莱尼姆宫出生的孩子来说并不重要。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是最后一位担任英国首相的贵族，但是他只以微弱多数当选，性格也与丘吉尔完全不同，而且在唐宁街10号只待了不到一年。丘吉尔是最后一位统治英国的贵族。尽管他有着贵族的血统，但他并不势利。他最亲密的朋友来自非常广泛的地域并拥有广泛的社会背景。他们的父亲包括一个加拿大牧师（马克斯·比弗布鲁克的父亲）、一个威尔士教师（劳合·乔治的父亲）、一个爱尔兰建筑工人（布伦丹·布拉肯的父亲）、一个伯肯黑德房地产经纪人（F.E.史密斯的父亲）和一个阿尔萨斯工程师（林德曼教授的父亲）。他还（错误地）认为史密斯有吉卜赛血统。诚然，他对马尔伯勒公爵（他的堂兄）和威斯敏斯特公爵也很友好，但一个真正的势利小人是不会从如此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寻找最亲密的友谊的。他还把这种广泛而伟大的友谊运用到政治上，从年5月的挪威战役辩论中，以及此后“其他俱乐部”对他的支持，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丘吉尔对他的朋友穆兰·埃文斯预测说：“我看到这个和平的世界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剧变中的动荡，可怕的争斗，无法想象的战争，我告诉你吧，伦敦将处于危险之中——伦敦将受到攻击，而我将在伦敦保卫战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可以洞见未来。不知为什么，我们国家将遭受一场严重的侵略，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我将指挥伦敦的保卫战，我将把伦敦和英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我再说一遍——伦敦将处于危险之中，而我将身居高位，承担起拯救首都和帝国的重任。”这不是丘吉尔在年、年、年甚至年说的话，而是在年他只有16岁时说的。他在十几岁时就预见了自己的命运，并且成就了这样的命运。到了65岁，当已经被包括希特勒在内的许多人视为毫无希望的“过气者”时，丘吉尔才获得最高权力，按照半个世纪前他为自己制订的计划做了这一切。（附：剩余文字见第二版）。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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