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义务制教育中，语文被誉为“各科之母”，教材中的文章更是对少年儿童的认知与价值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在审核时，很多中国的经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被刷下去，但一些外国作品的入选又让人感觉审核标准放宽了。例如，有些已经被“打假”、“证伪”了的文章还留在教材里：《爱迪生救妈妈》说的是爱迪生7岁用镜子聚光为妈妈做急性阑尾炎手术的故事，那年是年，但历史记载世界上首例阑尾炎手术是年做的；《华盛顿与樱桃树》是美国书商梅森·洛克·威姆斯在《华盛顿的生活》第5版中加入的故事，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华盛顿童年住所（弗吉尼亚拉帕汉诺克河畔）附近有种过樱桃树的痕迹。像这样的还有一些，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国家教育部原基础教育司司长、清华大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明明在中国就有类似的事情，还非得找外国人的事例，例如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阅读训练中的《列宁和士兵》。《列宁和士兵》讲的是列宁没带证件，士兵不认识列宁不放他进门，列宁没有责怪士兵反而称赞士兵遵守规则做得对。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起。《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就记载了西汉时期，汉文帝刘恒去周亚夫的细柳营慰问军队，但把守军门的都尉以“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的理由拒绝天子入内，直到周亚夫下令放行文帝才进了营，进营后文帝也是恪守“军中不得驱驰”的规矩“按辔徐行”，还称赞周亚夫“此真将军矣！”五胡十六国时代，身为后赵王的石勒微服出行，走到永昌门时被守令王假拦住，石勒便拿出金帛请求放行。没想到王假说：“你深夜出门，又要行贿于我，一定有阴谋。”就把石勒抓起来了。直到石勒随从赶到表明身份，这才放了石勒。石勒不但没有责怪王假，还说：“你们做得很好，严格执行规定，何罪之有？”第二天石勒下令任命王假为振忠都尉，并封关内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婺州率军作战时，晚上到街上散心。可他忘了自己颁布了宵禁令，结果被一个巡逻的士兵抓到了。随从告诉士兵这是“咱们大人”，但士兵却说：“我不知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执之。”朱元璋听了立即表扬士兵。第二天还专门开了表彰大会讲这件事，并奖励了这位士兵。明朝冯梦龙的《智囊》中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汉光武帝刘秀还没称帝，只是做大司马（相当于总司令）的时候，有一次府上的僮仆犯法，军市令（相当于后勤主管）祭遵杀了他。刘秀很生气，命令部下收押祭遵。主簿陈副就劝道：“大人您总是希望部队军容整齐。现在祭遵依法办事，正是奉行教令的表现，为何要定他的罪呢？”刘秀听了转怒为喜，不但赦免祭遵，还请他担任刺奸将军，并对所有的将士说：“你们要防备祭遵啊！我府中的僮仆他都敢杀，那你们犯错也没办法跟他讲交情私了啦！”对此，冯梦龙评论道：赏罚分明军令才能够畅行无阻，军令畅通主帅自然受到尊重。刘秀正因为如此才能平定四方战乱。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评］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一笑不是说不能选用外国的故事，但在有相似故事的时候，能不能优先选择咱们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情？因为中小学生历史都是讲大脉络，语文是讲小故事。小故事往往更吸引人，让孩子们多了解自家的小故事，更能激发孩子们对中国历史的熟悉与亲近，增强孩子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别以为语文增加了国内的内容就会削弱孩子们对世界的认知，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孩子对世界的了解已经远远超出很多国家的孩子了，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他们的孩子对外国的了解平均水平还真不如咱们的孩子们。现在中小学教育中，大部分的知识来自西方的近现代科学，一说到中国古代科技就是四大发明，搞得好像中国古代没理科似的。一些科学知识，哪怕是中国人先发现的，教材中也往往优先介绍西方的命名和内容，例如反作用力、球面镜成像、惯性定律等都是墨子首先发现并总结的，但教材上几乎没提过。——考虑到西方确实更系统化、研究得更深入，所以咱就不多说啥了。但语文能不能再多教点中国自己的故事和文化，让课文中的主角（尤其是正面形象）多点中国人？再说了，咱们不是还有外语课么？把外国人的故事、外国的文学作品主要放到外语课本里面，不好吗？——您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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