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ohnWilliamson

译│何不笑

来源：PIIE

译者按：JohnWilliamson先生于年4月11日去世。他是“华盛顿共识”一词的发明人，也是该共识的主要发起人。多年来，华盛顿共识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的改革方向提供了框架性的指导，进而为21世界全球化走向高潮奠定基础。但这一共识随着时代的变迁也不断被反复曲解、误读和攻击，直至成为政客们操弄的意识形态工具。尤其是，在阿根廷于年陷入债务危机以后更是遭到诸多质疑。4月11日，Williamson先生生前任职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公开了他撰写的《华盛顿共识简史》以及其他一些列他自己的评价文章。本文旨在向朋友们提供一种当事人的理解视角，回到共识本身，希望对理解这一经济改革框架有新的启发。

本文约1.3万字，将分两次译出。

本文系应年9月24-25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从华盛顿共识走向新型全球治理”会议主办方CIDOB基金会之委托撰写。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一词是年发明的。第一次书面使用，是我为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一次会议所撰写的背景文件中，该会议旨在研究自年代以来主导了拉美经济政策的陈旧的发展经济学思想多大程度上被经合组织所抛弃，这些思想长期以来早已被人们接受。为了努力确保那次会议文件能够涵盖一系列共同问题，我列出了一份清单，该清单包括十项政策，而我认为当时身处华盛顿的每个人可能或多或少都会同意它，包括拉美和其他地区。我将其称为“华盛顿共识”。没想到，15年后，这个术语竟成了意识形态激烈争论的焦点，所以有人邀请我写下它的历史。

我在本文第一部分回忆了年会议文件的背景。第二部分追溯更为熟悉的领域，总结了我在《华盛顿共识》中提出的十个要点。随后分析这个术语在全球被接纳的情况。接下来尝试解读这个词如何通过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使用从而发展为意识形态争议的中心。最后一部分具有前瞻性的现实意义，阐述我认为共识需要补充的内容，以便为今日之拉美制定一个政策议程。

一背景

故事始于年春天。当时我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作证，支持布雷迪计划[译注：BradyPlan指年3月，以时任美国财长布雷迪命名的拉美国家债务处理计划，该计划允许商业银行将持有的对拉美主权债转化为可交易的证券，目的是提高新兴市场的债务流动性、分散风险，同时解决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我认为，现在债务国正在采取Balassa,Bueno,Kuczynski,及Simonsen(年)提出的主张，对经济政策进行深刻变革，这有助于债务国解决债务负担问题，是一项好政策。但我的观点遭到了当时国会议员们的严重质疑，他们认为拉丁美洲的经济政策和（偿债）态势有重大不确定性。在与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Bergsten，时任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我那时至今一直都任职于此）深入讨论后，我们决定召开一次会议，以检验我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并将政策态度的变化记录进华盛顿会议文件。

几周后，我在英国的发展研究所（InstituteforDevelopmentStudies）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再次提出了大致相同的论点。汉斯·辛格[HansSinger，英国发展经济学家]向我提出挑战，要求我阐明所谓“很多国家正在改变政策以改善现状”这句话的涵义。这就意味着我必须非常明确地说明我正在构思的政策变化问题。所以我决定将会议改在秋季举行[译注：指前文所说的与所长计划举办的会议]，并将会议主题命名为“拉美的调整：调了多少”。会议需要一份背景阐述，以阐明我们所提出的政策改革的实质内涵。该文件的标题是《华盛顿会议的政策改革意味着什么》，并发送给了同意为我们的会议撰写国别研究报告的10位作者，以确保他们在论文中涉及一系列共同问题。

该文件开篇说：

本文件确定并讨论了10项政策工具，华盛顿可以就这些工具的适当部署达成合理的共识....，本文件旨在就所确定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共识以及它们是否值得获得共识征求意见。希望在本背景文件指导下进行的国别研究，能对华盛顿共识在有关国家得到认同的程度作出评估....。

本文中的华盛顿既是国会和政府高级成员的政治上的华盛顿，也是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政府经济机构、Fed、智库、技术官僚的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其出版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复苏》[TowardRenewedEconomicGrowthinLatinAmerica]（Balassaetal.）为编纂和推广华盛顿共识做出了贡献。

在我当时看来，人们对经合组织长期以来所倡导的政策几乎已普遍接受，所以对于里根政府或撒切尔政府大部分“新自由主义”创新理念[1]能否在卸任后持续，我非常怀疑（当时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正在面临危机）。但私有化是个例外，它是撒切尔夫人带给世界经济政策议程的礼物，其价值在年的当时已得到证实。但我以为，里根和撒切尔上任时提出的很多新思想，尤其是货币主义、供给侧经济学和最小化政府等，当时都已被认为是不切实际或不可取的，被人们抛弃了。因此，这些思想在我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中没有提及。当然，发达国家那些长期以来的先进理念（motherhoodandapplepie）之中，与发展中国家能对接的部分被后者所接受，这本身也是一个重大变化。整个冷战期间，世界一直按照50年代第一、第二、第三世界那样划分，每个世界都被认为有自己独特的经济规律。而年标志着第二世界的终结，多数国家不再惶惶终日，同时也标志着长期以来认为第三世界公民的行为与第一世界公民格格不入的认知终结了。但是，在我所知道的任何意义上，知识的全球化从来就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普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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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使用的“新自由主义”这个词的原意是指朝圣山学派的学说。如有其他定义，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定义的，这样我就能知道新自由主义是否不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黑话。

二原始清单的内容

我提出的十项改革如下：

1.财政纪律。其语境是，某一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巨额赤字，导致国际收支危机和高通胀，最终穷人受损，而富人可以把钱存在境外。

2.重新安排公共支出的优先顺序。建议把支出改为渐进式、扶贫式，从非功利性补贴转向基本医疗和教育、基础设施。它并不要求把实现财政纪律的任务全部放在削减开支上；相反，它主张对公共部门的合理规模持严格的中立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即使是像我这样对追求共识不抱希望的人，当年也没料到它竟会因为（冷战）历史的终结而得以解决。

3.税制改革。目的是建立一个税收系统，使适度的税率与广泛的税基相统一。

4.利率自由化。回想起来，我的意思是指更广泛的金融自由化，并着重强调实现金融自由化的速度，尤其是伴随金融自由化所必须的审慎监管的重要性。

5.竞争性汇率[2]。我以为，保持各自的汇率具有竞争力这一点，大家会达成共识，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中性（中立）制度；然而实际上，华盛顿却出现了两极分化，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固定汇率，否则就斩钉截铁地实行浮动汇率。

6.贸易自由化。其实，关于贸易应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自由化，大家是有不同看法的，但都认为这是合理方向。

7.FDI自由化。需要强调的是，我特意没有把资本账户的全面自由化包括在内，因为我认为这尚未、也不应该在华盛顿达成共识。

8.私有化。如前所述，它源于新自由主义思想，并且赢得了广泛认可。很快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私有化如何来进行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实施过程可能会充满腐败，将资产真实价值大幅贬值并转移给特权精英。但证据表明，如果操作得当，私有化企业无论卖给竞争性市场，还是进行适度监管，都能带来好处（对服务业尤其如此）。

9.放松管制。这里主要是指减少进入和退出的障碍，但出于安全或环境考量而设计的规章制度或非竞争性行业的价格监管不包括在内。

10.产权。主要是指向非正式部门[译注：informalsector，在年代经济学界的语境下，它是指尚未受到国家认可的经济活动]以其可承受的价格提供产权的取得渠道。（此条受赫尔南多·德·索托的启发）。[译注：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论证认为，贫穷国家最缺少的并非资本，而是资本的流动性。政府应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保障资本的安全流动，否则经济组织就会分散化，难以产出大规模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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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看有人断言说，竞争性汇率就是被低估的汇率。并非如此。有竞争力的汇率是指不被高估的汇率，即，它要么被低估，要么被正确估价。我说的第五条措施就反映了一种理念，即汇率高估比低估更糟糕，当然，既不高估也不低估的汇率就最好了。

三第一波争论

我邀请了三位美国学者参与了讨论：RichardFeinberg（当时任职于海外发展委员会）、StanleyFischer（时任世银首席经济学家）和AllanMeltzer（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Feinberg和Meltzer的作用是，能确保我剔除掉那些仍被国际上各种政治派别互相视为垃圾的争议性政策，而Fischer在国际金融机构方面将发挥同样的保障作用。

Fischer对文件的根本主旨非常支持，他说，“不再有两种相互竞争的经济发展模式”[译注：指冷战时期糠米计划模式vs自由市场模式的优劣争论]，“华盛顿关于发展中国家未来应该如何发展的的共识正在日益增多，威廉姆森捕捉到了这种共识”。但他指出了一些我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