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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大使出席中美研究中心年会并与哈佛大学教授阿利森对话实录

12月3日，崔天凯大使应邀出席中美研究中心年年会，就未来中美关系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进行视频对话。对话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史蒂夫·欧伦斯主持，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为年会致开幕词。对话全文如下：

欧伦斯：感谢崔天凯大使和阿利森教授。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两位老朋友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真是太好了。我要祝贺吴士存先生召集了美国和中国的顶尖学者共同探讨美中关系。崔大使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时间最长，已超过7年。阿利森教授是研究美国与世界关系的著名学者之一，著有《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我向两位提出的问题是，美中两国是否已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是，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情况？首先请崔大使回答，然后请阿利森博士回答。

崔大使:非常感谢吴士存院长、欧伦斯会长和阿利森教授。我也祝愿大家平安健康。

年即将过去。这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可能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恢复全球经济增长、保护人民生计，是当务之急。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疫情正在强化和加速世界上早已出现的一些基本趋势。疫情也使一些重大挑战更显突出，我们唯有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人们已经在讨论“后疫情世界”将是什么样，以及我们为此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显然，没有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后疫情世界”不会稳定，全球治理也不会有效。因此，现在是认真思考这一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时候了。但这不是因为所谓过去的失败。自基辛格博士首次访华近50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给两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利益。我们需要思考，是因为世界在发生急剧而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带来巨大机遇，也带来巨大风险。我们必须对未来形成共同愿景、作出正确选择，确保中美关系沿着建设性轨道、朝着共同确定的目标发展。这是我们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责任。

对中国来说，选择是明确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习近平主席在给美国当选总统约瑟夫·拜登的贺电中表示，中方愿与美方一道，“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开展双边和全球合作的需求前所未有，包括在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更包容和公平的全球化进程、促进科技进步以改善更多地区更多人们的生活等方面。为回应所有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扩大国际合作，特别是中美应携手合作，而不是相互“脱钩”。

中美两国之间一向存在差异，其中许多是世界多样性的一部分。但任何差异都不是对抗和战争的理由，不管冷战还是热战。只要相互尊重和理解，我们就可以管控好分歧，使中美关系保持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

几年前，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就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了及时的警告。他还曾引用莎士比亚的名言，“掌握我们命运的不是星座,而是我们自己。”的确，“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作出的选择。零和游戏已经过时。企图煽动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疑虑甚至仇恨是极不负责任的。那些沉迷于大国对立的人已经把脚伸进了陷阱。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当今世界的新现实，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第一步就是要摒弃过时的思维。要避免掉入陷阱，最好的办法是开辟一条新路。这是我们今天必须拥有的视野和完成的历史使命。我们准备好了吗?

史蒂夫，为回答你的问题，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非常感谢。

欧伦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场讲话。现在请格雷厄姆讲话。

阿利森：非常感谢。我要感谢年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很高兴与史蒂夫、尤其是崔大使对话。

史蒂夫的问题直指核心。崔大使说的我非常赞同。答案是肯定的。美国和中国已陷入经典的修昔底德式对立中。假设修昔底德正在观察并评论美中关系，他会说这些看起来几乎像是新兴大国威胁取代守成大国的经典版本，而且这一双边关系似乎正在沿着通向有史以来最严重冲突的路径加速前进。

同时，我也非常同意，尽管现实如此，但形势如何发展取决于当事国自己。“掌握我们命运的不是星座”，没有命中注定的历史铁律，一切取决于当事方作出的明智或愚蠢的选择。

是的，我们处于修昔底德式的局面之中。在我访问北京时，有人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习近平主席倡议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吗？因为他深知传统的大国关系模式会带来什么。如果任凭历史重演，对中美两国都将是极其糟糕的结果。”但我看不到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这对我们学者、政策顾问或决策者来说极其复杂，尤其是政府。正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Fitzgerald，美国作家）所说，他们必须通过一流智力的考验，即脑子必须能同时容纳两个相互矛盾的思想并且仍然保持运作的能力。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中国将成为修昔底德式的强大竞争对手。很明显，如果中国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北京将取代美国。而在“美国世纪”之下，美国对自己的领导地位已经习以为常。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世界工厂。今年底，中国将是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其他国家都是负增长。这种形势下，除非能够说服中国约束自己、保持克制，否则美中最终将成为敌人。同时，除非美国能够明智地与崛起的中国和平共处，否则最终结果也会是个悲剧。

因此，挑战在于，两国的决策者同时怀有彼此矛盾的想法。美中将成为激烈的对手，我认为这不可避免。我是非常传统的老派美国人，觉得美国应该在所有领域都领先世界，虽然我知道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衡量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是多数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人工智能、太空等领域的强劲对手。这些正在成为现实，虽然难以接受，但这就是生活。除非美中两国能通过构建某种新型大国关系进行合作，否则台湾或朝鲜等第三方事件可能会像年暗杀奥匈帝国大公事件将欧洲大国拖入悲惨的战争一样，将我们拖入灾难性战争。

好消息是，拜登政府即将就职。美中在核领域确保相互摧毁，如果爆发战争，可能同归于尽。此外，两国还在气候领域确保相互摧毁，如果这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没有找到合作的方式，我们的生物圈可能将无法居住。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一种同时合作和竞争的方式吗？我认为找到答案并不容易，也可能难以接受，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欧伦斯：当选总统拜登谈到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在你们的概念里，美中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扮演什么角色？

阿利森：崔大使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得很对。美国希望中国复制美国的基因，这样他们就可以跟我们一样，从而克服价值观冲突。我们进入20世纪时认为那会是美国的世纪。看看美国当时对英国的做法。我们威胁对英国、德国发动战争，还从英国的殖民地加拿大手中偷走阿拉斯加。因此，价值观只是两国关系的因素之一。在过去年中，既有因价值观不同而发生冲突的案例，也有虽然价值观相近但发生冲突的案例。即便在冷战时期，我们仍与苏联建立了某种关系，这里的“战”实际上是一个隐喻。我认为这是成功的案例，因为我们两个大国最终没有相互摧毁。

崔大使：我们注意到媒体有关拜登团队言论的报道。双方应在适当时候举行适当级别的沟通和政策协调，但在1月20日之前，中方仍然准备与现政府合作。双方还有一点儿时间。正如毛主席在词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应该只争朝夕。我一直相信，做正确的事永远不会太晚。

回到“价值观”问题。“价值”这个词在英语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甚至令人困惑的词。它既有抽象概念的意义，又可能意味着非常具体、真实、物质的东西。有时候，一些人会以其抽象涵义为名行事，实际却是在力求实现其物质利益。我不知道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否正确。人们经常谈论所谓的普世价值，但坦白地说，如果这些价值只是来自于某种特定的文明，而不考虑其他文明的价值，它们就不是或不能被称为普世价值。

即便如此，在今天这个相互联系的全球化世界里，仍然存在全世界人民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大家可以看看习主席今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他主张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比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和自由。这些都是很好的理念，可以称为普世价值，已被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如果有人愿意把外交政策建立在这些价值基础上，我们不会有问题，愿意与他们合作。

欧伦斯：美国国会、民众和精英对中国的看法非常负面。民调显示，70－80%的美国人不认同中国的行为。崔大使说，要只争朝夕。那中国是否准备重新开放美国驻成都总领馆，邀请被驱逐的美国记者返华，并且在国内解禁《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网站？这些都有助于改善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如同基辛格博士推动的“乒乓外交”一样，有利于在美国形成积极的对华民意基础，然后推动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具建设性的行动。中国是否愿意在1月20日前采取什么行动？

崔大使：史蒂夫，我不得不说，并非中方首先关闭美驻华总领馆，也不是中方首先驱离美国在华记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回应美方的行为。因此，如果美国政府愿意逆转这一进程，我们愿意考虑。为使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实现真正改善，双方都必须表现出善意和诚意。我不认为中国应该做一些事情来取悦任何人。我们始终主张与美国保持健康良好的关系，从来不主动采取挑衅行动，但必须捍卫自己的利益，必须做出回应。以善意对善意，以诚意对诚意。

欧伦斯：格雷厄姆，你曾经写道，拜登对华政策不是奥巴马的第三任期。你认为拜登总统1月20日就任后应该面向中国民众讲话吗？

阿利森：这是个大问题，我不知道。我认为，拜登总统宣誓就职后，将继承美国很长时间来从未有过的一系列最复杂挑战，正如他非常明确指出的那样，其中大部分在国内。所以他的工作议程会非常庞大。

在中国问题上，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拜登不是一个从未面对这个问题的新手，而是经验丰富、风格务实，多年来已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他会花些时间找好方位，努力形成崔大使所说的一些可为对华关系提供战略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可能有很强的竞争性，但同时也会承认双方开展合作的内在必要性。对此进行清晰的阐述将是一个巨大挑战。

在此背景下，如果拜登在某个时点试图不仅面向中国民众，也面向世界讲话，我不会感到意外。因为拜登知道这些挑战是国际性的，并非美独家面对，也并非要美国优先。所以，我想崔大使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将会比特朗普时期更具挑战。没有人在破坏美国同其盟友关系方面做的比特朗普总统更多。我在北京同一个中国学者交流时，对方说，“我们在判断哪位候选人对中国更好的问题上感到困惑。在破坏亚洲盟国对美国的信任方面，我们永远也不会做得比特朗普更成功。如果他继续这样做，是很好的事。但另一方面，特朗普特殊、善变的性格会把我们逼疯，因为我们希望保持秩序和常规”。我认为，拜登对这些有很好的理解。正如他明确指出的，重建美同地区关键盟友的关系将是他执政的重要部分。在他的工作计划里，应该包括面向中国等各国民众阐述他所期待的美中关系。

欧伦斯：崔大使，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你认为美国民众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习近平主席是否应该向美国民众阐述对美中关系的考虑，并介绍中国政府的目标？

崔大使：中美之间的确缺乏相互理解，但更重要的是缺乏实现相互理解的真正意愿。坦率讲，我的一些美国同事仍然没有意愿真正恪守相互尊重的原则。没有相互尊重，就永远不会有良好的相互理解。

中国的意图和战略目标都是公开的。如果你看了最近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关决定，以及习近平主席近几个月在国内和国际场合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就会发现中国未来5年和15年的目标很清楚。只要怀有真诚愿望，作出真正努力，就肯定能够实现相互理解。

欧伦斯：中国国家主席应该面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吗？

崔大使：近几个月来，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面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发表讲话，国际社会当然包括美国人民，习主席致当选总统拜登的贺电里关键信息十分明确。

欧伦斯：您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已有7年。您认为这7年中您最大的成功是什么？什么让您最高兴？

崔大使：准确地讲，是7年8个月。经过7年多的时间，我更好地理解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发展潜力。我仍相信，只要中美真正携起手来，真正愿意相互尊重、寻求理解，我们就能做成很多事情，能让两国都再次伟大。

欧伦斯：阿利森教授，您最担心的是什么？什么让您夜不能寐？您认为哪些领域有潜力，用华尔街用语就是，会出现“惊喜”？我总是想到疫情，事实简直是雪上加霜。我一直认为，气候变化、流行病、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是能把美中团结到一起的领域。然而，这场疫情让我们更加疏远。我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认识到我们需要合作。

阿利森：台湾是我的主要担心之一，它就像定时炸弹，可能导致悲剧性的冲突。年的故事绝对令人难以置信，怎么研究都不为过。当时，德国和英国这两个大国的统治者实际上是表亲，经常一起出游，双方经济关系紧密。年之前十年的欧洲头号畅销书称，因为经济关系的制约，战争已经过时，且不会产生预期效果。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恐怖分子刺杀一个大公这种原本不是个太重要的事件，却成为最终触发灾难的火花。

过去50年，美中在某种模糊概念下共同成功处理了台湾问题，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从未经历如此长时期的繁荣与和平。当然，也发生过很多不快、一些危机与困难。但这种模式是否可能出差错呢？当然可能。我可以列举5种产生差错的场景。

我们近期没有听到朝鲜有什么动静，但请大家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