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有过四段婚姻，第一段是包办婚姻和平解决，不足为道；其他三段婚姻，他则概括道：与唐宝玥的婚姻“主贵”，与黄蕙兰的婚姻“主富”，最后一段与严幼韵的婚姻“主情”。

评价一段婚姻，有“情”自然是上乘，而在国人眼里，“富”在“贵”面前又不值一提，如此排序，与黄蕙兰的婚姻似乎落到了最后。

6年婚姻、2个孩子、无数的金钱、尽心地辅佐，换得如此评价，任谁都会觉得黯然吧。

对黄蕙兰来说，这一场婚姻，像极了一场终究会散的宴席。曲终人散时，会委屈、落寞、耿耿于怀，但最终被时间释怀。

01“一见钟情”的开始

黄蕙兰与顾维钧的相识，似乎是个“一见钟情”的美好童话。

年，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希望以一战战胜成员国的身份，收回中国丧失的各种权利。

在此期间，他赴圣约翰学院同窗简崇涵参加家宴，无意中瞥见一张美人照片。

那个时候没有美颜和滤镜、修图，在华丽服装、珍贵珠宝加持下那个女子显得气度非凡、光彩夺目，顾维钧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简崇涵当即介绍，这是他的姨妹黄蕙兰，爪哇（即印度尼西亚）华人首富黄仲涵的嫡女，此时正在英国。

之所以强调嫡女，是因为黄仲涵有18个姨太太，42个儿女。

黄蕙兰的母亲魏明娘是黄仲涵的正室，虽然家贫，但顶着爪哇第一美女的头衔嫁入巨富之家，黄蕙兰继承了她的美貌。

但这“一见钟情”又绝非那么纯粹。

虽然黄蕙兰一直坚称：“他所追求的是我这个人而不是钱，虽说我是那么年轻而无知，我也能分辨得出其中的区别。”

但谈黄蕙兰，逃不掉谈到钱。

年黄蕙兰生于爪哇，从祖辈起便经商发家，父亲黄仲涵更是被称作“亚洲糖王”，富可敌国。岁时，黄蕙兰就收到了母亲给她的一条缀有80克拉钻石的金项链作为礼物。

孩提时，黄蕙兰问过父亲：“爸爸，你很有钱吗？”黄仲涵回答：“我有足够的钱买我的小乖乖想买的东西。”

所以，在黄蕙兰的字典里，爸爸意味着源源不断的钱。

美貌而多金的黄蕙兰，对于急需一位妻子的年轻外交官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

2年前，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唐宝玥（前总理唐绍仪之女）因患西班牙大流感过世，留下一双小儿女，一个2岁，一个1岁，“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而且很多外交场合缺不了外交官夫人。

第一次见面时，“留着老式平头”的顾维钧“并没有什么令人夺目之处”，黄蕙兰对他印象“淡漠”，得知他“既不懂跳舞，又不懂骑马，甚至不会开汽车”，黄蕙兰觉得此人不值得自己注意，基本PASS掉了。

巴黎和会马上结束，如何迅速扭转局势，拿下黄小姐呢？顾维钧不愧为“天才”，他瞄准重心，一击即中。

不缺钱的黄蕙兰还能缺什么？

缺钱买不到的东西。

比如由政府配着司机的挂有外交牌照的汽车、比如歌剧院里为官员要人保留的高级包厢、比如进入白宫、白金汉宫、爱丽舍宫的机会......

他能为黄蕙兰打开一个她的首富爸爸花多少钱也无法为她提供的“新的生活世界”。

在当时被荷兰人殖民的爪哇国，华人无法享受平等的待遇，黄家再富，也承受着肉眼可见的歧视，比如只能住在特定的地方，在岛内的行动受限制，15岁黄蕙兰举办舞会邀请的荷兰朋友没有一个到场......

所以当顾维钧说：“我到那些地方参加国事活动时，我的妻子是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

当姐姐说：“你一定要嫁给顾维钧，别像我这样，找了一个凡庸之辈......旁人要称你为‘高贵的夫人’”；

当妈妈说他具备了她理想女婿的各种条件，

黄蕙兰忘了他没有说我爱你，也忘了问自己到底爱不爱他，便接受了顾维钧的求婚。

年11月14日，黄蕙兰与顾维钧在布鲁塞尔大使馆举办了豪华婚礼，那一年黄蕙兰27岁，顾维钧2岁。

02珠联璧合？各取所需？

起初，黄蕙兰春风得意，因为她有慈爱多金的父亲，显要的新婚丈夫，怎么挥霍、张扬都不足以表达出她喜悦的万分之一。

尤其当她目睹了华盛顿会议期间，丈夫面对因为担心他“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让步”而情绪激烈的热血中国青年时，他沉着、冷静应对，平息了青年的愤怒并说服了他们，黄蕙兰骄傲、激动，久久不能平息。

年2月6日，顾维钧经过6次谈判，最终与日方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书写了“弱国外交”的传奇。

黄蕙兰确信丈夫必将在未来的中国担当一个角色，她决定：“不论他想不想要，我定能给他以帮助。”

用钱表达爱、用钱解决不爱，这是黄蕙兰的原生家庭给予她的经验。

父亲爱她，经济上对于她予取予求；父母情断，母亲带着女儿们远走异国，父亲也从没在经济上亏待过她。

黄蕙兰愿意为婚姻花钱、为丈夫的事业花钱，以此表达对婚姻的诚意。

年10月，顾维钧调任驻英国公使，黄蕙兰看见位于波特兰的公使馆破旧寒酸，坚持拿出自己的钱装修，顾维钧劝她，为使馆所做的一切都要归于国家，包括家具，而黄蕙兰觉得“永远不会缺这几千镑”。

她执意包装顾维钧，“他改变了老式的平头发型，留长头发了从中间分开，他开始穿英国裁制的服装”，使得他更加风度翩翩。

年，当顾维钧担任驻法大使时，黄蕙兰又大手一挥，斥巨资把使馆修葺一新，使之迅速成为巴黎外交界的中心。

对黄蕙兰这样花钱，顾维钧刚开始是拒绝的。

但黄蕙兰不以为然，她觉得得体的装束会让其他人明白“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别的国家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是中国的橱窗。”

事实证明，外交圈还是非常讲“面子”的，虽然国力是外交官最大的底气，但是簇新的大使馆和鲜亮的外交官还是会引得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