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为中国收回广州湾租借地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时机。北京政府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案，首先得到了法国的呼应。华盛顿会议后，北京政府积极对法交涉以图收回广州湾，但遭遇了失败。北京政府收回广州湾的失败，表面上是由于法国的借口拖延，实际上主要受制于列强在远东的国际均势，而当时国内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复杂政治格局也阻碍了广州湾的收回。但无论如何，此时期获得的外交成果和形成的舆论效应，为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收回广州湾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华盛顿会议；广州湾租借地；北京政府；广州政府；法国

租借地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租借地的存在被国人视为国耻，要求提早收回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收回广州湾租借地的外交历程中，华盛顿会议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法国在会上第一次公开承诺归还广州湾，成为此后中国政府收回广州湾的重要依据。学界对中国收回广州湾的历程进行过梳理和论述，对华盛顿会议上法国提议归还广州湾的国际背景、原因以及法国政府各部门的意见分歧也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不过，华盛顿会议前后中国收回广州湾交涉的曲折性尚未有深入的研究，南北政府在该问题上的互动及其产生的影响也未为前人所注意。尽管此时期北京政府在国际上被视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但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广州政府在广州湾的政治存在显然不可忽视，这就使得广州湾的收回之路充满两国三方的角力。本文拟以相关档案、回忆录和报刊资料为中心，结合相关文献，深入探讨北京政府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对法广州湾交涉过程以及南北政争在其中的影响，并以此透视该时期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复杂局面及其得失成败。

一、顺风而呼：华盛顿会议上废止在华租借地案的提出

年7月10日，美国总统哈定（WarrenGamalielHarding）倡议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太平洋问题和限制军备问题等。11月12日，会议开幕。作为受邀国，中国对此会议抱以极大期望，希冀借此取消近代以来束缚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和列强在华各种特权，当然也包括收回广州湾等租借地，并为此做了不少准备工作。

12月3日，在太平洋与远东问题委员会第12次会议上，中国全权代表顾维钧向太平洋及远东委员会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案。顾维钧在演说中首先述说各租借地的由来，接着分析了当前远东和平形势的变化，指出：“今日情形已非昔比，德国势力已消，俄国亦趋重民治，当不致再事侵略。而此次会议之后，各国愈形融洽，尤无均势之必要”，进而以旅大、胶澳租借地引起的日俄战争和“欧战延及远东”为例指斥租借地的存在对远东和平的妨害，而承租国垄断租借地附近之经济权从而形成势力范围，是对“机会均等之旨”的违背。在此基础上，顾维钧请求各国“早日撤废租约”，将租借地内的军备先行卸除，并“担承以后不作陆海军事上之用”。为消除各国的顾虑，顾维钧也做了颇有诚意的承诺，表示在收回各租借地后，作为义务，中国将会尊重“租借地以内各国合法取得之权利”。

顾维钧的提案，最先得到法国代表团的呼应。法国代表维维亚尼（RenéViviani）发表演说，表示法国代表团以最大的支持来欢迎中国的主张，但必须附加三个条件：一是法国不能成为放弃租借地的唯一国家；二是归还问题的解决应在适当的条件下按照有关的移交手续进行，所有私人权利都应得到尊重；三是中国必须保证不将归还给它的领土割让或租借给任何其他国家。维维亚尼还向委员会主席、美国国务卿休士(CharlesEdwardHughes)提交了一项书面声明并当场宣读：“共和国政府准备与各国集体归还在华租借地”，“一旦该原则得到承认，且所有私人权利得到保障，归还的条件和时限将由中国政府和各有关国家的政府协商确定。”可见，法国只是原则上的“赞成”，而不是无条件地放弃广州湾。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贾士毅认为，“观其词旨，已露半含半吐之意”。尽管如此，法国的表态仍受到中国代表团的欢迎。法国代表团何主动提出归还广州湾？有论者指出其背后的几重目的：一是想以此要挟日本代表承诺放弃山东；二是想借此讨好美国，吸引美资到印度支那；三是指望美国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尤其是遏制日本的野心；四是意图拉拢临近印度支那的华南各省。

在维维亚尼所提出的各项条件中，列强“集体归还”是最难以实现的。在华占有最多租借地的英、日两国就对法国的声明作了较大的保留，只愿意部分放弃在华租借地。日本代表埴原正直提出的书面声明表示：“日本已允归还胶澳，此案正在谈判之中，可望有良美结果。至旅顺、大连，乃以重大牺牲合法取得，且接近日本领土，有经济生活上重要关系，故未能放弃”。英国代表、外交大臣白尔福（ArthurJamesBalfour）则称“英国所租九龙及威海卫二处，同为租借而性质各异”，指出“九龙为香港屏蔽，香港为世界第一通埠，各国享平等权利，故九龙性质略异”，而威海卫则是“原所以防御他国垄断载在协约经济权者，当可一例归还”，“以为普通归还之先导”，不过，要以“鲁案能得妥协”为先决条件。日、英两国代表的表态，表明要全部收回各租借地是困难的。列强层层推卸，相互观望，使得解决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山东问题以及日本身上。

日、英有所保留的表态，让法国代表团立场发生了动摇。维维亚尼不无顾虑地提出，“法国希望对新出现的情况加以考量”。大会主席休士则不愿得罪英、日利益，没有过多介入干涉。在各国代表发言完毕后，休士作了一番总结，肯定法国的提议为“最重要的前进步骤”，英国关于威海卫的提议则标志着“决定性的进展”，但也表示“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更多的作为，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政策的问题”。顾维钧法对维维亚尼在法国提案上的慷慨和睦邻友好表示特别感谢，并保证将会以同样慷慨的精神对待其在归还广州湾问题上再加考量的请求。顾维钧表示，中国代表团感激英国归还威海卫的意愿和白尔福的讲话精神，但希望英国在九龙问题上再加以考量；而对日本代表团无意放弃旅大租借地的声明则表示失望。

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顾维钧肖像

（图片来源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12月5日，委员会再次讨论了在华租借地问题。顾维钧在会上发表宣言，对日本和英国代表的表态作了辩驳。顾维钧指责日本出兵山东占领胶州湾妨害了远东和平，指出日本所谓依《凡尔赛条约》继承德国胶州租借地的说法，是“中国既未与闻，自不能望其允诺”，而旅大租借地是否合法“至今仍为中日间之重要争点”，接着又从中国国家安全、东北丰富原料及食品对世界供给的意义、东三省对收容中国稠密人口和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的重要作用等几个方面陈述中国要求保全东北的理由。另外，还对日本所提出的英、美、法在国际银行团成立时对保障日本在东北利益的宣言作了反驳。至于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表态，顾维钧的回应则显得温和，肯定为保护商人利益起见，香港有保留之必要，但“保持九龙未必即为解决此问题之惟一方法”。

不管怎样，法国的表态多少让北京政府外交部看到了收回广州湾的可能性。12月1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中国代表团，认为“租借地事，法代表表示退还之意，因英日有所保留，改变前说，此案似尚可望挽回”，并做出如下指示：“如再讨论，似可声明本国收回后，亦决不筑炮台，不转租他人，担任无碍商务。希再设法竭力进行交涉，期竟全功。”

然而，直到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闭幕为止，法国交还广州湾一事依然未有实质性的进展。相比之下，在2月1日举行的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休士宣读中日间在山东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文本，英国代表白尔福则宣布：“英国将把威海卫全部主权交还给中国，在做出必要的安排时，我们无疑应该遵循刚刚达成的中日胶州协议的安排。”白尔福的宣言给各界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舆论对英国的推动行为感到十分惊喜和鼓舞，相反地，批评了法国没能推动交还广州湾一事。次日，施肇基不失时机地诘问法国代表团：“威海卫既由英国自愿归还，不知法国于广州湾能否作同样之宣言？”沙罗（Albert-MauriceSarraut）以法国代表团的名义发表一个类似英国的声明：“法国是首倡归还租借地的国家，并且已经阐明归还的条件，即所有其他拥有租借地的国家也应该将它们归还给中国。法国政府仍有同样的意愿，即使上述条件未得到履行，法国也愿意与中国政府直接协商有效归还的条件和时间。”在时人看来，法国做此声明“不仅是受到英国代表团的影响，而且或多或少是出于不得已”，顾维钧则认为法国是“试图以此来挽回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基于对法国的了解，顾维钧及其同僚在欢迎法国声明的同时，也担心法国“到时不会心甘情愿地归还广州湾”，而且“很可能尽量设法拖延时间”。后来的事实证明顾维钧等的忧虑并不是多余的。

二、借故拖延：华盛顿会议后法国的对策

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北京政府外交部抓住有利形势，主动与法国政府开展谈判，争取早日收回广州湾。年2月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法公使陈箓，告知华盛顿会议上中法广州湾交涉的情况，让其“乘此时机向法政府接洽，以期早日收回”。据此，陈箓于2月13日会见法国内阁总理普恩加莱（RaymondPoincaré），当面提交关于交还广州湾的照会，并声明“中国政府深盼法政府无条件早日实行，以为倡率表示”，对方同意“对于广州湾问题即速研究”。

不过，法国“即速研究”的结果，仍是保持观望和拖延的态度。3月17日，陈箓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了法国外交部不能交还广州湾的两个理由：一是国际方面，目前日本对于旅顺、英国对于九龙均无交还之意，而华盛顿会议时法国代表所倡议的是“原冀各国一致进行”；二是国内方面，法国政府要兼顾“本国舆论及在政治商业上之利益”。法国外交部含糊地表示，“容由主管各部详细讨论”后再通知交还条件。

法国的拖延，令国人十分反感。6月17日，收还广州湾期成会通电各界，指出：“此次太平洋会议，法国宣言依照英交还威海卫例，交还广州湾，斯即大势转移，公理伸张之念也。乃英之于威海卫，已实行交还矣，法之于广州湾，犹无若何表示，稽延签约，违背宣言，凡我国民，岂可淡漠置视，不及时奋起，据理力争乎？”呼吁各界“一致声援，鼓吹作气，庶使法人觉悟，早日交还”。与国内舆论相呼应，北京政府进一步开展对法交涉。9月下旬，驻法公使陈箓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交涉近况：法外长称法国政府极愿遵照华盛顿会议宣言交还广州湾，但广州湾一切公产市政必须双方从长磋商，表示“现拟即饬驻粤领事调查一切，俟筹备竣事再定开议时期”,而法国舆论亦甚赞成交还广州湾，但均主张“以不妨害法国商民之利益为限”。鉴于法国政府已饬令驻英法国大使及驻北京法国公使侦查英国政府对于交还威海卫之意见，陈箓认为法国将援照威海卫成例以交还广州湾，特电请北京政府外交部“对于接收威海卫会议一切事务应付务须慎重”。北京政府对此甚重视，并特别饬令威海卫委员长梁如浩予以注意。

与同时进行的中英威海卫交涉相比，收回广州湾的交涉则可谓尚无实质性进展。9月19日，接收威海卫委员长梁如浩率领代表团抵达威海卫，10月2日，中英双方开始谈判。不过，这种局面也为北京政府向法国施压提供了充分的理由。9月3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陈箓，让其催促法国政府速定开始谈判交还广州湾的时间。10月4日，陈箓不无乐观地回复称，“刻下法政府已将此案提交国会，不日即可表决、照会我国定期谈判”。实际上，法国国会已于10月1日召开，但过了20来天，陈箓仍未收到对方的回复。于是，国务院致电陈箓再次催促法国政府予以答复。几乎与此同时，外交总长顾维钧于10月28日特访法国驻北京公使傅乐猷（AiméJosephdeFleuriau），也催促其速定磋商交还广州湾问题的开始日期。顾维钧称“自华会之后，历时已久，法国政府对于交还广州湾之会议细目协定一节，虽经中国政府历次催请定期磋议，法国政府对于此点尚无明白确实之答复，致中国人民因此发生许多疑虑”，并以中英两国正在交涉收交威海卫为理由向其施加压力。傅乐猷则答称，为履行华盛顿会议宣言，法国政府“已开始准备一切，毫无故意拖延之事”，但要满足法国的两个条件：一是租借期间法国在广州湾“关于文化上之种种建设”在移交中国政府管理时，能得到相应的赔偿；二是法国将会将广州湾一切行政设施完全交退给中国管理，不过，中国政府对于“交还后之政治上种种设施”，要与在法国政府管理时代“取同一之方法”。他辩称目下未能即行决定交还事宜，其实是因为“法国政府及人民对于交还中国政府管理后之种种办法，中国方面尚无何等表示，故颇惶疑”，要求中国政府将管理意见宣布“以消解法国人民之疑虑”和“促进交还中国之实现”。对此，顾维钧表示会“酌核办理”。

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肖像

（图片来源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然而，顾维钧与傅乐猷的会面结束一年之后，法国在交还广州湾的问题上依然没有实际行动。年12月18日，陈箓致函北京政府国务院，称接收广州湾一案“迄今尚未准法政府具体答复”，表示会再相机向法国政府敦促。《大公报》则不无失望地表示：“交还各国在华租界，本为华盛顿会议议决之案，惟各国皆不肯奉行，表面上固不好明白拒绝，遂谋暗中攫我实权。威海卫既已如此，不意广州湾又将如此矣。”

不久，法国又以中法间正激烈交涉的金法郎案等为借口再次拖延广州湾的交还。年12月21日，陈箓致电北京政府，称法国外交部派秘书来中国驻法公使馆声明，若北京政府承认金佛郎案，则广州湾问题可连带解决。北京外交部外部认为“两事不应拼为一谈”，拒绝了法国的无理要求。对此，《香港华字日报》评论曰：“金佛郎案，迁延未决，法人始则与关税会议联为一谈，继与取消治外法权相提并论，今又牵涉及于广州湾之交还，夜长梦多，故[政]府迄不能决绝之主张，交涉将愈形棘手矣。”年5月，法国政府又提出广州湾的归还要与中法两国间的悬案同时解决。当悬案于次年得到解决后，法国外交部长又抛出新的理由，称：“俟法国批准华会各约后，由中国再行提议”。两个月后，法国最终批准了华盛顿会议诸条约，而广州湾交还事却又不了了之。

法国屡屡制造各种理由来拖延广州湾的交还，表明它实际上并没有交还的意愿。年7月，在一次非正式的探询中，傅乐猷告知英国驻北京公使麻克类（JamesWilliamRonaldMacleay）：“他的政府没有就此事采取任何步骤,他还让我明白,他们目前并不打算推进广州湾的归还。”法国不愿意归还广州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制于维持东亚国际均势的思维。在华盛顿会议临近结束时，沙罗曾在致普恩加莱的电报中直接地指出：“日本占有两个重要的租借地，亚瑟港和胶州湾，它只交还两者中的一个。英国则有一个重要的九龙租借地和另一个不重要的威海卫，它只交还第二个。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交还广州湾。”与英、日不同，广州湾是法国在华唯一的租借地，放弃广州湾意味着其将彻底失去这项特殊权益。二是受到实际利益的驱动。广州湾是法国鸦片贸易的重要基地，交还广州湾将使法国商人遭到巨大的损失。年3月22日，激进的法国太平洋杂志社副社长勃勒哇氏在一场关于中国话题的演讲中毫不遮掩地煽动称：“又因吾属地安南出产鸦片，正可借广州湾运售于中国，此吾法广州湾之租借，所以不能随英人交还威海卫之例，而交还中国也。”三是法国政府内部各部门的意见存在分歧。虽然法国外交部有意归还广州湾，但印度支那总督府和殖民地部却不同意。因此，直到北京政府垮台为止，广州湾租借地仍没法收回。

三、完璧归谁：南北政争与收回广州湾的挫折

北京政府收回广州湾的外交失败，也与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在华盛顿会议前后，中国国内出现南北两个“中央政府”并存的政治格局，北方是北洋系控制的北京政府，南方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府，两个政权相互对峙。华盛顿会议是继巴黎和会之后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会议，而收回广州湾属于此次会议讨论的租借地问题范畴，因此两个政权均不愿意放弃利用这个机会来显示自身“正统性”和争取外交生存空间，而这种内争又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着广州湾的收回。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广州湾租借地位于粤西南。因此，广州政府在此处的实际政治存在是不可忽视的。也正因为这个因素，尽管广州政府没能得到西方主要国家的承认，但法国很早就与其“保持着领事级的正式接触”。广州政府充分利用这种地缘政治优势，与法国驻广州领事开展交还广州湾的交涉。年4月4日，《香港华字日报》披露了广州政府外交总长伍廷芳致法国驻广州领事的照会，内称交还广州湾是经由华盛顿会议决定的，而广州湾隶属广东高雷辖境，且广州政府是中国“正式政府”，要求法国直接与广州政府办理交还广州湾手续，速定交还日期。伍廷芳还表示广州政府外交部将组织筹备收回广州湾研究会，着手研究收回手续和办法。年3月底，孙中山运动法国驻广州领事与广州政府开展交收广州湾谈判的消息见诸多家报纸。广州政府的外交行动，不免引起国内外的一些猜测。早在年4月10日，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即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称，旧金山各华报刊载“法国亦以广州湾属于广州范围，托词延宕”。年12月29日，《香港华字日报》转载国外资讯称：“法政府声明广州湾隶粤政府范围，交回该湾须先与粤政府接洽”。

广州政府的外交活动，无疑损害了北京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也冲击了其在广州湾问题上的外交努力。有媒体评论道：“广州湾属于广东，现该省尚在自主期内，此项交涉将来手续不免稍繁。”作为应对之策，北京政府对广州政府一举一动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