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时代，效率开始让位于个体的适应性，人类社会将从偏好增长转向生态繁荣，从金融资本转向生态资本，从生产力转向可再生性，从过度消费转向生态管理，从全球化转向全球本土化。未来的人们将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一个由微生物和各种元素组成的生态系统。支持进步时代的陈旧的科学方法也被淘汰，让位于一种称为复杂自适应系统思维的新科学方法。同样，超然的理性正在失去声望，而同理心和亲生命意识成为常态。

1个人

我们想要的效率，不只是单位时间做更多的事情，而是单位时间要拿到更多的结果。

挑选那些重要的事情去做，什么是重要的事情？1跟最终结果相关性最大的事情；2做好了这件事情，对其他次要的事情也有帮助。

想要做成任何有价值的事情，都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正面的榜样，告诉我们这样做可以取得很好的结果。然后设定合理的预期，不断积累正面反馈，直到我们有了足够的信心。

分清轻重缓急，凡是要紧、急迫或者好处理的事情马上就办，绝不拖延；凡是属于需要特殊办理的事情，做到坚持原则、特事特办；凡是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或者难以马上办的就先记下来，条件具备了就立即办理。这种分类处理的办法往往能提高工作效率。

2家庭

从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开始，到年纽约世界博览会，数百万家庭参观了这些大型世界博览会，人们在那里体验到了触手可及的乌托邦世界，而正是现代科学和新的商业效率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还有哪里能比家庭更好地向公众输出这种世界观呢？流行杂志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在向女人灌输“做进步者，加入效率运动”的思想。甚至在广受欢迎的杂志《女性之家》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教导家庭主妇在做家务时也应该更加科学和高效，文章中作者提到“多年来我从没有意识到，我仅仅是在洗衣服这件事上就做了80个错误动作，更别提在收拾杂物和摆放物品的过程中犯的错误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呼吁全美的家庭主妇在洗碗、洗衣服时采用标准做法，找出有效动作，避免不必要和低效动作。

3企业

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国富论》中曾指出，相比让每个工人都负担部分生产成品的工作，更明智的劳动分工方式会大大提高商业组织的效率。

泰勒设计了一个分工系统，通过这套系统，管理者几乎可以控制生产过程的每个阶段以及每个工人的每一个动作。泰勒的这套系统，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泰勒主义”，仅仅是基于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把生产的管理和计划与工厂车间现场任务的执行分离，然后进一步将这些现场任务分解为更简单的步骤，再对每个细分步骤进行协调，直到大家能够流畅地协同工作，这样就加快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每个工人在工作流程中所要完成的只是一种简单、重复的任务，而且这些任务都附有详细的说明。监工也要接受培训，他们需要学会使用秒表来分析工人的每一个动作和动作需要耗费的时间。他们要纠正工人不必要的手势、动作，因为那可能会减慢工人的反应速度。

然后，他们要监督工人一遍遍地重复完成工作任务需要的所有动作，不断加快工人的反应速度并提高准确性。泰勒主义的目标是确定在最佳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最短时间，并把它设定为提高效率的标准。通常，任何可能会降低速度的细微动作变化都会得到纠正，这有时能为完成任务节省宝贵的几秒钟。工人的表现是标准化的，抹杀了任何个人的行为特质，这样可以确保整个工作环境处于理性状态，于是，工人与他们所使用的机器再也没有区别了。车间里工作现场的所有因素都被视为“科学管理”这台巨型机器的组成部分，管理者通过不断提高效率来评估这台巨型机器的表现，而它的价值则通过成本效益分析计算出来。

4学校

虽然在过去的年里泰勒式的教育方式有过一些细微的改动，但是在微不足道。20世纪的教育几乎完全致力于把学生塑造成「泰勒主义者」，好让他们将来可以在工商业的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华盛顿大学教育项目的教授韦恩·奥对于美国学校一直遵循泰勒主义效率至上的信条而对当今教育造成的影响有以下评价：为了应付“美国高利害性考试”而学到的知识，沦为一系列互不相关联的事实、操作、程序或数据，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学生学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只需要低级思维能力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通常是在孤立的考试环境下以碎片化方式呈现的。通过这种方式，高利害性考试有效地扼杀了美国学校的教师们对知识本身进行重构的实践活动。

在现实工作中，需要重新审视运行机制，以及形成这些机制的背后的思维方式方法和甚至理论，对我们改进工作非常有帮助。方法论不仅仅是对工作有益，对个人生活行事，包括知识的积淀等，都有根本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