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世界由美国主导，但美国并不想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加拿大作家、政治评论员马克·斯坦恩在他那本引起巨大争议的国际畅销书《美国独行》（首次出版于年）中说，一个大国的衰亡并非源于战争或毁灭，而恰恰源于自身的无能，源于无法使其自身摆脱自毁之厄运。面对当下的美国，越来越多人生发出类似感慨。

多事之秋的年，成为世界大变局时代一个分水岭式阶段，其中，适逢大选年的美国，俨然已写下自身历史上特殊的一笔。曾担任过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威廉·伯恩斯说，美国需要“新外交政策”，“我们正在目睹美国世界第一的最后一刻，这相当于英国年的‘苏伊士时刻’”。

美国外交政策总体而言在“孤立主义”和“扩张主义”等理念之间切换，切换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巨大争议，时下的美国或又将面临抉择。面对时代变局，美国如何在外界眼里“领导者”与“孤立者”的双重角色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11月14日，在迈阿密拍摄的一张支持拜登的海报

领先者拜登的外交主张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早在今年8月公布的竞选纲领草案中，就提出了一项外交政策议程，旨在恢复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他认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已经走向了“美国孤立”，美国的世界声誉及影响力都因此遭到彻底破坏，呼吁再次致力于全球多边外交。

“当美国致力于加强全球卫生时，美国人将更安全。在我当上总统的第一天，我们将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重建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7月初，在特朗普政府宣布正式启动退出世卫组织程序后，拜登在个人推特账号上写道。

围绕从中东到亚太，从拉美到非洲，尤其是欧洲的贸易、恐怖主义、军备控制和移民等问题，拜登方面曾表示，将就美国如何处理国际议题掀起一场变革的海啸。舆论普遍认为，如果拜登一方能如愿成功入主白宫，拜登将与传统盟友重新接触；相对于特朗普的“直接威胁”，拜登更倾向于“寻求共识”。

有人说，年美国大选更像是美国民众对特朗普进行“信任投票”，对其所代表的保守主义治国理念做出取舍。“的确，从一定意义上说，特朗普代表着保守主义，拜登代表着自由主义，这次选举就是两种理念的终极对决。美国有着深厚的保守主义土壤，这是特朗普4年前入主白宫的根本原因，也是过去几年美国政府走向保守主义的根本原因。直至今天，美国大选还未落下帷幕，支持特朗普的民众仍在寻求‘公正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玮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王玮认为，特朗普在4年前全面变更前总统奥巴马的政策，拜登一旦上台在很大程度上会再改回来，“当然，拜登不会照搬奥巴马时期的政策，但其理念将是相通的。”

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拜登能否为美国领导力的更新奠定基础》一文中指出，拜登或将带领美国回归二战后的传统外交政策，能否充分利用未来4年重塑美国领导地位将是其面临的最大挑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判断民主党关于世界状况日益激进的内部辩论。

“在修复关系、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背景下，美国外交将从特朗普的全面极限施压和现实主义外交回缩，摆向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温和主义中间路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外交室主任杨文静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拜登组建中的外交团队将由自由派精英组成，从政策倾向层面看主要有五大特点。

一是重视盟友与全面伙伴关系；二是重视全球治理与国际机制、多边外交；三是与中、俄等大国关系将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四是在地缘上继续将亚太作为第一重点，欧洲、中东作为次重点，延续从中东“脱身”，修复与欧洲关系；五是经济安全继续被视为国家安全，将采取联合对华方式获取经济竞争优势，对盟友则采取经济合作为主，延续既有贸易协定，谋求新的贸易规则及贸易协定，其中劳工、环保将是重要议题。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浩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并进一步指出，目前看来，有诸多因素助力拜登团队外交理念的落实：美国部分盟友希望其作为领导国重新发挥引领作用，愿意同美国开展各类合作；一系列全球治理层面的问题需要美国发挥建设性作用，国际社会对此抱有期待；美国国内以自由派人士为主体的主流媒体和智库，会对拜登提出的对外政策调整给予支持和帮助。

不利因素也很明显：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呼声依然很高，拜登重返“全球主义”的努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社会分裂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会挤压其外交政策施展的空间；疫情背景下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外交政策的推进会受到国内议程的“压制”。

8月15日，在美国纽约州普莱恩维尤的美国装甲博物馆，参观者从二战风格的抗疫海报旁走过

国内分裂掣肘外交决策

“外交政策始于国内”，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布鲁金斯学会副主席和外交政策研究主任理查德·哈斯说。他在日前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中指出，拜登一方面对的是糟糕透顶的国内政治环境，这是一个分裂的国度：社会因财富不均、种族和教育的差异而分裂，双方在税收、政治改革和医保方面各执一端；政府亦然，共和党大概率将继续控制参议院，而民主党在众议院的优势将有所削弱。

杨文静说，共和党代表的保守派与民主党代表的自由派的高度分裂，已经渗透到美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疫情和大选加深了这种分裂。连日来，特朗普阵营不接受诸多美媒宣布的“拜登胜选”结果、支持特朗普与反对特朗普的两个阵营游行甚至冲突等，都表明这种分裂将是长期性的，世界不得不长期面对一个内部撕裂的美国。

其在美国外交层面的影响有二：一是美国外交将呈现延续与变化并存态势——在大国关系上延续性更强，在区域政策中，亚太方向延续性大于变化性，欧洲、中东会有一定变化，但维护美影响力的主旨不会改变；二是为弥合分歧，包括民主党内部左派及保守派的分歧，矛头有可能指向国外，方式上或有所变化。

王浩补充说，依然在参议院拥有微弱优势的共和党，很可能利用其仅有的制衡权力，在包括条约批准、人事任命等方面制造一些障碍，影响一系列外交政策议程的落实。

在诸多社会问题中，白人至上主义愈发成为诸多矛盾的核心症结所在。“在美国国内，这意味着要维持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在国际层面，意味着要维持美国高高在上的国际地位。”王玮对记者分析说，白人民族主义在美国国内与文化多元主义相对立，在全球则要面对激烈的反美主义、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的政治诉求以及盟友的“温和说教”，即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政治诉求。因此，“民主党政府可能会延续奥巴马时期的‘小多边’路线，不干傻事，并向世人展示‘美国的善’。”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大城市费城10月26日晚间至27日凌晨发生警察开枪打死黑人男子引发民众抗议事件。图为10月27日，示威者与警察对峙。新华社/美联

“领导”与“孤立”回环交织

民主党和共和党固然有诸多不同，但也并非迥然相异，比如从“利益代言人”这点来看就是一个逻辑。“在美国这个‘利益集团社会’，不同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治，说服政府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利益。比如共和党和军工利益集团、工商利益集团关系密切，民主党和劳工团体、环保社团关系密切。”王玮说。

美联社指出，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外交政策没有因为总统人选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转换而发生重大变化。盟友和对手保持不变，无党派的外交使团在海外都追求美国的利益。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受时代变局和特朗普政府既有战略的冲击，美国的外交理念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现状。东亚论坛网站刊文称，相较于特朗普，拜登不会推行雄心勃勃的全球战略，“支持拜登争取外部力量来实现全球目标”也许是美国仅剩的两党共识，但由于美国早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过度扩张，拜登的“国际化”外交政策并非拯救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万能灵药”。

就看似矛盾的美国角色定位——“领导者”与“孤立者”，王玮援引一位肯尼迪政府时期的政府顾问之作《美国历史的周期》分析说，美国大概每隔一代人的时间，就会从“外向”切换至“内向”，反之亦然。“冷战结束至今也有一代人的时间了，美国也许正在经历这种转换。越是这种时刻，社会思潮的对立也会越尖锐。所以，民主党人一直在说领导世界，共和党人则认为那是‘虚幻的口号’。当然，即使共和党人在任时，美国也是世界事务的重要参与者，这是由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历史属性决定的。美国再孤立、退缩，它的实际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王浩结合美国外交史进一步解读，在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之前，现实主义和孤立主义是常见的外交形态，也是趋利避害的理性选择，或者说是美国外交中实用主义哲学的体现；当美国致力于成为世界领导国时，其战略利益的变化要求它深度参与国际事务，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显得格格不入，长远看也不利于美国战略利益和国际领导力，其对外决策更多基于国内政治理性，以回应国内核心选民群体的利益诉求。

“美国例外论”终结？

“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美国正在从一个‘例外国家’回归到‘民族国家’，有一定道理，说明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当前美国外交存在明显的党派分野。如果说共和党的对外政策理念越来越倾向于现实主义和本土主义，那么民主党则表现出日益拥抱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特征。因此未来美国外交在‘领导者’和‘孤立者’之间的选择将更多地取决于党派差异。”王浩说。

杨文静的看法有所不同，她认为，美国外交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孤立主义在早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自从二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它就没再“孤立”过。特朗普也被称为“新孤立主义者”，但这主要是指他对全球化、自由贸易以及国际机制、盟友体系的破坏，整体而言他还是受到制度约束的，因而未能根本性地改变美国外交的延续性，包括一些美国人眼里的、对世界“领袖权”的追求。

换句话说，“美国优先”本质上是一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美国仍有维护其盟友体系的一面、，只是这些作用不像过去那样大、那样明显而已。

在王玮看来，多数“美国例外论”者认为，美国的理念、体制和历史前所未有，其物质成就更是突出。美国成为国际事务的“领袖”，内在地要求其“树立榜样和实行干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例外论”很有市场，实际上满足了美式民族主义的精神需要。比如，通过迎合民众的情绪，克林顿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所谓“人道主义”干涉行动。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直言美国无力再提“美国例外论”，王玮认为，这戳中了美国痛点，普京大概是说随着美国内忧外患不断涌现，它不再拥有过去那种“光环效应”了。

“所谓‘美国例外论’与美国的国运息息相关，在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依然会存在，‘美国例外论’也仍会继续长期存在，对此需有充分认识和准备。”杨文静说。

来源：年11月2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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