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光直相识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正是中国天翻地覆大变化的时期。我和光直的交往便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开始的。

我与光直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七五年美国古人类学家代表团访问北京时。第二次是在一九七八年美国汉代史研究代表团访华时，团长是余英时先生，许多美国研究汉学的教授都参加了这个代表团。一九七八年十月，我随王仲殊先生赴美访问，第一站便是波士顿哈佛大学，由光直接待，我与光直真正的交往也自此开始。

那次访问开始在波士顿哈佛大学一个月；然后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一个月；在华盛顿大学接待我们的是杜敬柯教授；最后是去加州伯克利大学一个月，接待我们的是吉特威教授。当时，正是中美建交后的最好时期，在这三个月的访问中，我结交了四位学者———张光直、余英时、刘子健、方闻。另外，在哈佛由光直陪同拜谒了洪业（煨莲）先生，并曾到费正清家做客。当时臧振华先生偕夫人邓淑女士也在哈佛，臧先生正在读光直的博士，在家中设便饭招待，我们也成了极好的朋友。

我们刚到哈佛，光直以最亲密的方式请我们到他家做客，大家一同包饺子。我会擀皮，但因时差的关系，我在擀皮时昏昏欲睡，眼皮几乎抬不起来，直到挨过时差，饭后才稍为清醒。光直的夫人李卉也是第一次见面，她那一口纯粹的京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光直陪我们去耶鲁大学见傅汉思教授及其夫人张充和（沈从文先生夫人的妹妹）时，才知道李卉能唱很地道的昆曲，她们经常有聚会，有时是在哈佛赵元任先生女公子赵如兰教授家。一九八六年冬我曾参加过一次。李卉是一位极其坚强的人，长年为类风湿病所困扰，动过两次手术，一直坚持上课。光直病重后她一直陪伴着光直。光直逝世后，她与我通过一次电话，呜咽几不成声，令人心碎。

光直读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时候,曾师从李济、凌纯声、芮逸夫和董同。特别是李济和凌纯声对他的影响最大。

到哈佛以后，他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HallamL.Movius，光直随他去法国Dordogne河谷参加AbriPataud遗址的发掘，虽然光直后来放弃了旧石器考古的研究而专攻中国考古学，但是对他来说，传统的欧洲考古学的田野考古方法，却是在此时奠立的。第二位是GordonR.Willey，他是通过对秘鲁Viru河谷的研究，在考古学上确立了聚落形态的研究方法的考古学家，光直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史前聚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其后光直并把这些方法应用到中国史前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聚落考古学中。

学术上的传承和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决定了光直所从事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特色。他继承了中国考古学学术的传统，也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心建立的中国考古学，即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为目的，以欧洲考古学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方法,并汲取了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的成果，充分利用自然科学的先进手段，进行多学科合作研究。这是他毕生遵循和实践了的学术研究准则。

七十年代以后,光直的学术研究日臻成熟。他的代表作《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也在一九八六年修订出版。他的研究范围很广，涉及的问题很多，不是这篇短文中所能概括得了的。我只想就我和他合作过的两件事做些回忆和说明。

第一件事是关于一九九四年初在台北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学术讨论会；第二件事是我与光直共同主编《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经过。这两件事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平常，实际上，第一件事涉及到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传统和中国上古史重建的问题；第二件事涉及到中国文明的形成特点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问题。光直都发表了他极其重要的意见，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先说第一件事。光直在他的恩师李济先生影响下，一直做通过考古学的成果来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一九六三年李济开始筹划编辑《中国上古史》的计划，约请了众多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分别撰写有关论文。陆续出版了四巨册《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一本是“史前部分”，有十三篇，光直写了九篇：《中国境内黄土期以前的人类文化》、《黄土期中国高级旧石器文化与现代人类的出现》、《中国冰后期的中石器时代渔猎文化》、《华北农业村落生活的确立与中原文化的黎明》、《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扩张》、《考古学上所见汉代以前的西北》、《考古学上所见汉代以前的北疆草原地带》、《东北的史前文化》和《中国南部的史前文化》。它出版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光直的这些文章都没有收入到他已出版的论文集中，我承认考古学的论文，特别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论文，因新考古材料发现太快，有些研究结论往往很快便要补充，这是考古学研究中的常规现象。我看光直的这些论文中就材料来说，未免陈旧，但是，从一个专家学者对他所从事的课题研究中所思考的某些问题上来说，并非没有参考价值，吉光片羽，有时能给你意想不到的启示。我觉得在出版光直全集时，这些论文不要随意舍弃，因为它毕竟反映了一个学者学术研究的阶段。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我应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美术系之邀，受美国鲁斯基金会的资助，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一年，刘子健和方闻先生是我的接待人。子健先生是宋史研究专家，我是学考古学的，很自然地便谈到了中国考古学如何与中国历史学相结合的问题，于是便有了以海峡两岸为主，同时邀请国际有关学者共同讨论这个问题的想法。当时，子健先生便说应该找张光直来商量这事。一九八八年我在北京与光直见面，谈到了这件事。光直返美后先找刘子健先生，子健先生因身体不佳，不能胜任，而找许倬云先生。承蒙许先生的策划，把这个会议的举办权交给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管东贵先生和考古组组长臧振华先生。先在匹兹堡许倬云先生处开了一个筹备会，光直从波士顿来，臧振华和杜正胜从台北来，我从北京去，当时童恩正也正在匹兹堡。几经周折，在管东贵先生的运作之下，并得到了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的支持，得以召开了这次会议。从参加会议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次学术上最高层次的会议。

光直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提交了论文，两次在开幕式上书面致辞。他说：“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上，没有考古学，也没有历史学；历史和考古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上不但要整合，根本要合并……对考古学上造成的中国上古史学的革命，则不是一个个人的意见，它是二十世纪末叶史学上最令人兴奋的新发现之一。”“在下一个世纪里，还会产生现在根本无法预料的新发现，将中国的上古史再加富、扩充、改变。”他在会上发表了《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的论文，从理论上、研究方法上、内容和结构上，全面论述了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先秦史）的研究，把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视为根本改造和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革命的主力军。也为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前考古学和商周考古学的发展指出了方向。这是他晚年对中国考古学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意见。

第二件事情起始于九十年代初。最早是北京三联书店董秀玉、沈昌文和戴文葆三位先生，约张光直、李学勤和我在灯市西口天伦王朝酒店磋商出版一套关于中国文明的丛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拟目和体例都已谈妥，各书的作者也已商定。可惜后来因资金匮乏而流产。很快，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与中国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协商共同出版中英文版《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一九九七年出版了《中国绘画三千年》。其中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这本，他们约张光直与我共同主编。既然是文化与文明丛书，我与光直商定书名为《中国文明的形成》。按中美双方协定,每本书的作者一定要由中美双方学者共同参与。我问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美方作者是谁，他未加思索很干脆地说，此书作者应完全由中国考古学家担当，美国没有人能够承担；他全权委托我来聘请此书的作者。

《中国文明的形成》起自旧石器时代,止于秦汉统一。分别由王幼平（旧石器时代）、严文明、张忠培、邵望平（新石器时代）、张光直（新石器时代向商周过渡）、卢连成（商周朝代）和徐苹芳（秦汉时代）撰写。光直写第五章《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我写第八章《考古学上所见秦帝国的形成与统一》。我想说的是该书的第九章,也就是全书的结论,由我与光直共同撰写，题为《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我写第一节《中国文明的形成》，光直写第二节《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

的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课题。我是根据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

研究的新成果，也就是本书各章节中的研究成果，来概括地叙述中国文

明形成的历史和特点。我知道光直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问题已经思考多年，并且有了初步的看法。在二十世纪末,既懂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又了解世界文明史和考古学的学者，仅有他一人，他的看法可以说在目前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最权威的意见。因此，我恳求他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做好。然而，上天并不帮我们这个忙，光直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

一九九五年九月，台湾中国饮食文化基金会在台北举行第四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光直正在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任上，他做会议主题报告《中国饮食史上的几次突破》，我做《中国饮食文化的地域性及其融合》的演讲。他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讲完后特别走下台来坐在我身边陪我，说话已不甚清楚，坐下去便站不起来，有时走路会摔跤，我要随时搀扶他。字已写不成，送我在联经出版社新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论文集》时的签名，连画在一起已不成字体了。我看到他的这种情形十分痛心。《中国文明的形成》第九章第二节的稿子如何完成呢？出版社仍在催稿，我写完了第一节，写信和光直商量，我自告奋勇要根据他已发表的文章来替他写初稿，然后再由他修改。我想这是比较可行的能完成任务的最捷便之法。他同意了我的提议。

我根据他已发表的三篇文章来替他写初稿。第一篇是在北大的讲演《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一九八四），载《考古学专题六

讲》（一九八六年五月，文物出版社）；二是《从中国古史谈社会科学现代

化》，原刊台湾《中国时报》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人间”副刊，后收入《考

古人类学随笔》（一九九五年九月,台湾联经出版社）；三是《连续与破裂

──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原刊《九州学刊》总一期（一九八八年

九月），后收入《美术、神话与祭祀》（一九八八年七月，辽宁教育出版

社）。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这三篇文章的原文进行分解归纳，分成

四个段落，以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为主题，写成九千多字的初稿，全文中没有我的一句话，只在必要的地方用了简单的连接词，以保证全文的连贯性。写成后和我的第一节一块寄给光直。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光直回信说：“你的稿子已由Peck寄下，使弟惭愧无已。你的第一节收到以后，再想不出在中国文明起源上尚有何话可说，就跟他（指Peck）说结论就用你写的就够了。不料，这害得我兄费了那么大的心血代我写了第二节。你的代书，可以乱真，就用它好了。不过说是我写的岂不是冒名顶替么？我将下句话写在原文中页1下’第二节作者张光直这一句话改为‘第二节张光直原文,徐苹芳编著（或编写）。你能否接受？”他很用心地改了一遍，包括标点符号和英文单词的字母。我立即回信说，文章全是你的原话，根本没有我的话，你既然说“可以乱真”，那就是真的了，自然应当署你的名。他欣然同意。这便是我们两人合写《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的过程，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惟一办法。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九日，我代表光直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术讲演会上宣读这篇文章。并刊登于《燕京学报》新六期（一九九九年五月）。

这篇文章最精彩的是光直的第二节《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他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提出了一个震惊国际学坛的论点。他认为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也就是中国式的，包括美洲的玛雅文明在内，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贸易主要限于宝货;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到国家一直延续着起主要作用；文明社会的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也有连续性；文字的出现是与政治、亲族的辨认和宗教仪式密切相关；因此，它的特点是连续性。

二是西方式的，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Sumerian）的乌鲁克（Uruk）文化到地中海的爱琴文明，它们的文明社会出现，在社会演进过程中是一个突破性的变化，生产的手段，也就是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技术或商业程序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文字产生的主要动机是技术和商业的需要；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城乡分离；因此，它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

光直在分析论证了世

界文明发展史之后，明确指出：

“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对中国文明形成的特点的新认识，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近几十年来的主要成果之一。”“中国文明起源程序与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的古代文明的起源相似，但是与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西方社会科学所定的规律不相符合———清楚地指出中国古史对社会科学一般原理的制订上面可以做重大贡献的方向。换句话说，它使我们觉察到了一件重要的事实，即一般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后对社会科学要有个新的要求，就是说，任何有一般适用性的社会科学的原理，是一定要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过的，或是在这个历史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如果世界上的社会科学者认准了他们的理论必须通过中国史的考验，那么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对社会科学的潜力是难以估计的。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可以说是中国的世纪。”

光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的论点，一方面是

对中国考古学和古史研究提出了厚望，另一方面也是对近代以来以欧

美为中心的西方学者提出了挑战，这简直是“离经叛道”的“逆反”之

言。

《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发表之后，我的燕京大学的老学长李慎之先生告诉我：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张光直提出来的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问题，不但是中国古史和考古学上的事，而且也是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北京大学考古系李水城同志告诉我，去年九月美国罗莎·兰伯格-卡洛夫斯基（MarfhaLambergKarlovsky）主编了《破裂———文明的起源》（heBreakout-TheOriginsofCivilization）一书，有多位学者撰文讨论光直提出的世界文明形成的两个方式，足见光直的学说在国际学坛引起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