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力量HOWRAISEANADULT

文凭上的校名无关紧要，不管你上哪所大学，你都能获得一些东西，如成绩、工作、课外活动，申请研究生院或者找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东西编写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不要去追求品牌，去一个会让你感到快乐、能让你表现突出的地方。

“我保证你会写出那样的故事，他们会选择你，而不会选择一个学校比你好，但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可以佐证的人，因为那些人一直郁郁寡欢。哈佛大学的废物不会比华盛顿大学充满活力的人更成功。我在巴纳德学院过得很开心，我在那里取得了成功，然后将这一成功转化为更大的成功。要上一所能让你写出精彩故事的大学。”

我问她大学期间父母如何能帮上忙。她说：“我看到比较好的情况是，父母给予情感上的支持，尤其是在一年级的时候，那是人生中一段非常动荡的时期。就我所见，父母的任务就是接听电话。‘妈妈，我压力很大，我成绩没考好，我觉得大家都不喜欢我。’你只需要发泄一通，或大哭一场。你还不认识任何人，就是后来交到新朋友，碰到某些事情，在你脆弱无助的时候，还是跟父母说比较舒服。

“有个朋友和我一起从巴纳德学院毕业，她每走一步都要父母帮忙。不是说不应该和父母讨论重大的人生决定，但她不仅是这样。他们的意见对她来说太重要了，我认为她从来都不会表示反对，他们仍然对她有很强的控制力。她在一个她讨厌的城市工作，这份工作没有前途，这个她知道，但她不会离开，因为父母告诉她：‘你之前做出过承诺了，你刚才说的话甚至连自己都不会相信。’她真的依赖他们的人生建议和情感支持。

26岁了，你对人生已经有了更好的了解，因为你不住在家里，你才是最清楚自己的经历、感受和欲望的人。这对她是有害的，因为她没有跟随她的内心，也不肯冒险，因为她父母不愿意冒险。父母总是比你小心谨慎，因为你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你小心谨慎点儿对他们没有坏处。”

凯瑟琳·雅各布森（CatharineJacobsen）是西雅图的一位家长，在湖滨学校任升学指导顾问。她对自己的真实生活做了认真的审视，身为年轻妈妈的她，在足球场边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抱怨那儿又冷又湿，泥泞不堪。她妈妈直言不讳地批评她：“我不明白你站在那儿干什么，你什么也没向孩子证明。如果你想让他们明白体育运动很重要，那你就应该去跑步。如果你想向他们说明什么东西对你有价值，那就回家拿本书来读，要不去跟朋友聚会，或者去看场戏，然后回家说给大家听。为什么不去做点儿你自己的事情呢？那样你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你的孩子会注意到这些，心里会觉得‘很好，你有你的生活’，他们也想拥有那样的生活。但照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到了25岁的时候会想：‘从来没看到大人有什么生活。我只看到他们为我做这做那，开车送我去这儿去那儿，星期六的上午站在某个地方等我。’”

中产阶级家庭奉行的是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所谓的“协作培养”方式，由于家庭日程安排太满，加上我们认为好父母应该随时陪伴孩子，为孩子鞍前马后，同时还有迫在眉睫的威胁，比如害怕邻居采取了更多措施，让他们的孩子跑到自己孩子的前面，所以，我们每天都感觉好像在参加一场持续时间不明确的比赛，觉得每项任务都很重要。无论是在外工作，还是做全职家长，抑或身兼二职，作为父母，我们的脑子里装满了这样的噪音：孩子今天过得好吗？如果不好，那这对我和他意味着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把那个“方案”安排进我已忙碌不堪的生活中？

我们的日程表和心里都塞满了孩子的生活、学习、课外辅导和活动之类的东西，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