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在《竞选州长》中，塑造了一个品行良好的正派人，作为独立党候选人竞选州长，被竞争对手控制的报纸和舆论抹黑，最后成了“伪证犯、小偷、盗尸犯、酒疯子、舞弊分子和讹诈专家”，然后退出了竞选。

坏人得逞，好人退出。经济学称之为“劣币驱逐良币”。好人，最后听任坏人的摆布。

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有道，要正直说话，正直做事；国家无道，还要正直做事，但说话要谦逊谨慎。还说，邦无道则隐，邦有道则现。

是不是很滑头？天下安定了，圣人门徒就出来做官；天下一塌糊涂，他们就玩失踪。

其实，面对一塌糊涂的情况，老祖宗们的选择还是有所不同。

第一类，是屈原，我看不下去，把自己挂了。国事糜烂，眼不见心不烦，我投河喂鱼。优秀的人看不下去了，大抵是这一类型。我的同学江绪林，最后微博上的文字是“洗洗睡了”。

第二类，是李斯。大家都是老鼠，有的是仓鼠，有的是厕鼠，福利待遇差别那么大，老鼠的世界有什么正义？把自己变成谷仓里的大肥鼠，才是正道。这类人的选择，就是我们常说的“同流合污”，在“不正义的城邦”如鱼得水。

第三类，是陶渊明。世道这么坏，老子不和你们玩了，我躲起来。这类人，就是上面所说的圣人好门生。邦无道则隐，做隐士，隐于山野。实在没地方躲，就装疯卖傻，让自己混同一般老百姓，隐于市井。所谓那些满嘴”大隐隐于朝”，我都不想说他们，他们不在这一类中。那种所谓的“大隐”实质就是第二类人，好一点的尸位素餐，坏一点的就是助纣为虐。

第四类，是张三李四，路人甲乙丙丁。这类人太多。他们是命运的奴隶，是宿命论者、命定派，一生任命运摆布，偶尔搭搭便车。他们的存在，好像是隐形的。俄国文学史上有个术语，叫“多余人”。这一类人，也可称为“多余人”。

第五类，是孟老夫子及其门徒。老子看不下去了，自己来干。厉害点的起来逐鹿，替天行道。这类人，是儒家中的修正主义派别。梁漱溟说，“吾曹不出奈苍生何？”说得就是这类人。

天下纷扰，时事糜烂，你怎么办？想不开自杀，和坏人同流合污，找个地儿躲起来，自己站出来改变，混吃等死。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如果画一个横轴，左边是接受，右边是改变。

那么，外国人怎么做的？

在柏拉图笔下，作为一个正义的人，也是一个热爱智慧的人，欲望和激情能够被理性支配的人，他怎么办？

他的理性告诉他，热爱哲学胜过趟人间乱世的浑水。最理想的生活，估计就是一杯清茶一本书，手边放着个望远镜。

哲学家看到了世界的真相，剩下的同胞们还戴着镣铐，做“洞穴中的囚徒”，他好意思做个“自了汉”？而且，如果这个哲学家不出来做事，那等待他的是：那些被他鄙视人，在统治他，对他指手画脚！

所以，这些爱好智慧的人，一定要出来做事。他们，能够告诉洞穴中的同胞们，什么是真相，什么是镜像。如果这些手脚被绑的人不理解他们，他们得搞点策略，比如什么“高贵的谎言”之类的东西。

这种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谁来评价哪个是正义的人？哲学家们给出的“真相”难道就是一定是真相？很多乌托邦，最后变成了“污托邦”！

然而，这种思路没有锁定应对命运的路径。接受与改变，是行为的两级。不同类型的动作，在这条线的不同位置。

与命运抗争，一直是古希腊悲剧的主题。

希腊神话说，人是有宿命的。一如中国人所说的“要认命”。

也就是所，接受命运的安排。

可是，有一类人，就是那些哲学家的传人们，偏偏不信邪：要掌控自己的命运！

《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汉密尔顿写的，振聋发聩：“人类社会是否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汉密尔顿给出了三种人类结合的方式：机遇、强力和自由选择。机遇即运气，强力靠天赋的肌肉，也是运气，所以，前两者可合称为命运。

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也即自己努力去掌控自己的命运。

电影《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中，淳朴的小镇青年史密斯到了国会山，落入了腐败政治的陷阱，他心灰意冷，想学陶渊明，华盛顿、林肯的名言都是骗人的，老子不玩了，老子要回去。他漂亮的女秘书反问他：你回去了在，那些视你为英雄的童子军们问你，面对这种黑暗，你，又做了什么？你怎么回答？小镇青年醍醐灌顶，不走了，留下来和他们斗。

马克·吐温面对种种抹黑，心力交瘁，做了陶渊明。这两天美国最高法院的新晋大法官卡瓦诺，没让人家毁了他，挺过来了。崔永元，也没有选择做陶渊明，他说他爸告诉他三个字：不能退！

好人的沉默，换来的是坏人的嚣张。不要学滑头的儒家，要正好相反，世事艰难，正好是需要出来做事的时候。你不去努力推动这个世界的改变，那只有被这个世界改变。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芸芸众生希望掌控自己命运的历史。这个过程尽管比较难，但如果自己主动放弃，那等待我们的，就是“命运”，就是“宰制”。

再说一次那句“名言”：在政治这个舞台上，做不了座上客，就只能是盘中餐！

多谢对文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