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慈玉鹏

来源：12个德鲁客（ID：peterdrucker12）

导语

从我的第一本到最后一本著作，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

自由、尊严、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为实现人类成就之手段的组织的角色和功能、人的成长与满意、个人对社会和社区的需求。

当人们为我从事什么职业时，我通常回答：“我从事写作。”严格来讲，这无疑是没问题的。从二十多岁至今，写作一直是我从事的教书和咨询等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我迄今出版的二十五本著作中，包括两本小说[1]和一本准自传性的故事集[2]。当然，我不是“文学家”，也从未有人把我误认为是文学家。

但如果人们接着问我：“你写什么？”我就会开始闪烁其词。我写了相当多关于经济的文章，但显然我不是一名经济学家。我写了相当多关于历史的文章，但显然我也不是一名历史学家。我还写了大量关于政府和政治的文章，并且职业生涯起步于该领域，但我多年前就已淡出。此外，我也不是一名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学家。然而，我内心非常了解（多年前就已了解）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我把自己视为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生物环境一样，我研究社会人文环境。甚至，我撰写的两部小说，虽然纯粹是小说，但也可划归社会生态学行列，其中一部的主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社会,[3]另一部则围绕年前后的美国天主教大学展开.[4]

虽然“社会生态学”这个词汇是我创造的，但实际上该学科自身（我认为是一门学科）拥有悠久的历史，产生了许多卓越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托克维尔[5]的《论美国的民主》。我认为，该学科的代表人物还包括：法国人茹弗内尔[6]；德国人滕尼斯[7]和齐美尔[8]；美国人亨利·亚当斯[9]、康芒斯[10]（其“制度经济学”非常接近我所说的社会生态学）尤其是凡勃仑[11]。

然而，与上述所有人相比，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人白芝浩[12]在气质、观念和方法等方面与我更加接近。同我差不多，白芝浩也生活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年去世，享年51岁。白芝浩最早洞察到新型社会机构的崛起：作为民主体制有效运作关键的公务员制度和代议制政府，以及经济体制顺利运转的核心机制银行体系。无独有偶，一百年后，我最早将管理层视为形成中的组织社会的新型社会机制，并在其后不久，最早确认知识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核心资源，指明知识工作者正逐渐成为新的社会统治阶层，这不仅仅是“后工业主义”观点，而且是后社会主义观点，也越来越成为后资本主义的观点。犹如白芝浩，我将保守（白芝浩称之为“习俗的羁绊”，我则称之为文化）和变革之间的张力视为社会和文化的关键。因此，白芝浩常说自己是一名自由的保守主义者，或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而从未说过自己是一名“保守的保守主义者”，也从未说自己是一名“自由的自由主义者”，我能够理解该自我定位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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