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自年起撰写西方思想界的年度综述评论。目前由《澎湃新闻·上海书评》首发。本文的网络版分为上、下两篇发表，并略去部分内容和全部文献注释。完整的印刷版将在《学海》杂志发表。此前十七年的述评文章已结集收入《年以来的西方》（当代世界出版社年）出版。

上篇·美国大选与民主危机

序言：漫长的告别

如期而至的政治危机

特朗普现象的根源

偶像的黄昏尚未来临

下篇·国际变局与欧洲趋势

难以修复的旧秩序

现实主义的战略转向

欧洲的关键时刻

马克龙的反击

序言：漫长的告别

两个多月前，全世界无数人迫切期待的时刻来临了：我们终于告别了，这活久未见之年。在一张日历翻过的瞬间，如愿以偿。

然而，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带着绵延不绝的尾声，在新的一年持续回响。一个时代蓄势已久的力量在去年集中爆发，但不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正如它并非突如其来。

于是，等到春天再来回望过去一年或许更加适宜。这份迟来的重访躲过了惊魂未定的慌张，也会在眼前的景色中察觉客岁的余晖。时间是一种距离，带来些省思的从容，虽然“密涅瓦的猫头鹰”不知还要多久才能等到它起飞的黄昏。

《时代》周刊在12月5日的封面上将年判定为“最坏的一年”，这是许多人心情的写照。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月，全球确诊病例数只有不到一万，半年之内上升到一千万，一年之后突破一亿，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两百二十二万（到今年3月已经达到两百七十万）。此外，澳大利亚发生了罕见的森林大火，法国经历了“黑色十月”的创痛，英国释然或惋惜地正式脱离欧盟，美国见证了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运动，以及惊心动魄的总统大选。而一年多前签订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如今似乎已经时隔久远而意义不明……

《时代》周刊在12月5日的封面多么动荡而漫长的一年。那些惊慌失措中的猜测与流言，那些坚韧与勇敢的事迹，那些悼别逝者的时刻，都汇入了记忆的河流。但这一切经历究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有悲观论者说，这“最坏的一年”或许会是未来“最好的一年”。有更多人强调其重要的转折意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L.Friedman）在去年3月的文章中提出新的历史分期，他认为世界将被疫情划分为BC与AC两个阶段——“前新冠”（BeforeCorona）世界与“后新冠”（AfterCorona）世界。政治哲学家格雷（JohnGray）4月发表文章，判定“这场危机是历史的转折点”，并预告“全球化的顶峰时期过去了”。当下的任务是让头脑清醒，“思考如何在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中生活”。

这些断言或许正确，却过于笼统了。也许，记忆之河还需要更久的沉淀，才能凝结为更具启发性的经验和教训。但是，我们的记忆并不是从年才开始的，过去几年的历史不是早已显示危机的先兆吗？

盖茨（BillGates）在年的一次TED演讲中就曾预言，未来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不是战争而是疫情大流行。至于美国的政治危机，从特朗普在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之后，就有难以计数的研究和评论发出过警告。而中美竞争的升级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冲击，也是过去二十年国际政治领域持久关切的核心议题。同样，全球气候变暖与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相关性，一直有大量的研究与公共讨论。

震惊之感往往与健忘或漠视相伴。令人惊讶的年并非无踪可循，它只是加速了经年已久累积的危机，让困境与挑战以更加锐利的戏剧性方式呈现出来。如果探究其深层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两种长时段的原因，塑造了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高风险特征。

在微观层面上，存在一个长程的趋势，可以称之为“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传统的生活大多在一个有限而熟悉的空间中展开，具有鲜明的本地性。人们熟悉自己的环境和影响生活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变量”不太多、不太远，也不太复杂。生活的本地性具有相对自足的特征，人们也能够大体把握自己的命运。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巨大的流动性（包括人口、物资、信息、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对生活的本地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底特律汽车工程师的职业前途，可能取决于“通用汽车”海外公司的规模与效益，还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而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工人要评估自己的就业前景，可能需要了解科学家对碳排放问题的研究进展，政治家达成的共识，签订的国际气候问题协议及其对国内政策的影响。

影响生活的变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遥远和复杂。投资、技术、设备、生产、经营和消费等要素，原本局限于本地、附近或本国内部，如今却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将这些要素整合起来的过程和机制，不仅复杂到超出普通人的认识能力，而且往往不能够由本地甚至本国政府单独决定，因此也难以单独问责。

当然，这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现象。早在现代化浪潮的兴起之时，生活的本地性就开始受到侵蚀。但在最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流动性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状态，也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冲击。这种趋势对人类应对大规模流行疾病带来了挑战。由于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防止疫情的跨地域传播变得格外困难。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防控疫情的有效性，不仅关涉本地居民，也影响到更广大的人群。

生活的本地性被瓦解了，这给许多人造成了难以估计的风险，对生活的掌控感处在莫名的威胁之中。因为影响你生活的变量是遥远、陌生而难以理解的，它们是未经你同意和授权的强大力量，却以不容分说的蛮横方式操纵你的愿望，支配你的命运，甚至剥夺你的权益，深刻地改变了你原有的生活方式。

同时，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威胁着基层政治的自治传统。托克维尔赞赏美国民主中的“乡镇自治”模式，这种自治依赖于社区成员之间对公共事务的商谈沟通。当一个社区难以理解也无法掌控过多的复杂变量，有意义和有效的商谈就变得格外困难。世界的许多地区正在见证生活本地性的瓦解，这种状况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挫败、委屈、沮丧，甚至怨恨和愤怒。

而在宏观的层面，全球化造成了国家政治与治理的困境。早在十年之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DaniRodrik）提出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三元悖论”（trilemma）：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大众民主这三者不可同时兼得，只有“三者必择其二”的可能。年6月，两位美国学者在《开放经济评论》发表了一份实证研究论文，他们用年到年一百三十九个国家的数据检验了罗德里克的假设，肯定了三元悖论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还显示，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化国家往往经历更多的政治不稳定。

政治经济学“三元悖论”（trilemma）就结构性约束而言，欧盟治理的困境、英国脱欧以及美国外交政策面对不断增长的国内压力等现象，都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三元悖论的征兆。这也意味着美国恢复原有国际秩序的企图将会遭遇持久的阻力。无论是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对于个人生活的冲击，还是三元悖论的结构对政治事务与公共政策的挑战，都会激发出反弹的力量，体现为近十年多来的“逆全球化”趋势。罗德里克本人并不全面反对全球化，他主张寻求一种更为平衡的选择，保持适度（而非“超级”）的经济全球化，同时维护国家主权和大众民主政治。

然而，不断超越地区性的全球化趋势仍然十分强劲，因为资本与技术的逻辑具有突出的“超地方性”倾向，两者都遵循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普遍主义：资本总是倾向于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技术也总在寻找生产性更高的地方。但是，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普遍主义逻辑往往与社会生活形成紧张。人的生活依赖于相对稳定的居住地、传统、语言和风俗等，总是具有无法彻底抹去的地方性。如果不受约束的资本和技术无情地摧毁生活共同体的根基，很可能会引发剧烈的冲突，导致失序的危机。

年以令人难忘的方式突显了长期以来的全球化困境，也揭示了人类分享着共同的命运，至少在重大危机的时刻。这是无法在挥手之间轻易告别的时代挑战。它敦促人们重新思考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人的生活总是共同的生活，每个人都从属于多种直接或间接的共同体，有些切身可感，有些更具有虚拟或想象性，而各种共同体之间又彼此依赖、相互影响和塑造。我们需要探索和建设一种更有生机活力、也更具适应性的共同体，维护其边界和自治，同时保持对外部的开放与合作。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只能在开启新的思考与对话中才会结束。

如期而至的政治危机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硝烟四起的“选战”，直到次年1月20日，当拜登宣誓就职的一刻，才尘埃落定。

在两周之前，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攻占国会大厦，中断了国会两院确认选举结果的议程，最终导致五人死亡。这场骚乱震撼了全球各地的政要与观察家。许多人惊呼，1月6日是“美国历史上耻辱的一天”，是美国的“水晶之夜”，“自由世界的灯塔熄灭了”……的确，如果在实况转播中观看特朗普的煽动性演讲，目睹国会山暴乱的场景，整个过程惊心动魄，当时感受的震撼会让人不禁惊叹“狼来了，这一次狼真的要来了”。

年1月6日，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冲进国会大厦。然而，这一切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吗？在根本上，这场危机并没有超出各种“剧本”的意料，无数“狼要来了”的警告早就不绝于耳。自从年初开始，《华盛顿邮报》决定每天提醒读者“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DiesinDarkness），将这句话作为铭文印在报头之下。年（笔者曾在当年述评中介绍）就有学者预言，美国社会的对立正在演变为“政体分裂”，选举争议会导致“暴动”并引发宪政危机。年10月1日Politico杂志发表戴蒙德（LarryDiamond）等五名政治学家的联署文章，警告大选导致暴力冲突的危险正在急剧上升，并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成立跨党派的专门委员会应对可能的暴力事件。而11月2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对选举引发暴力的问题表示关切。甚至有评论认为，当前的美国处于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分裂，“第二次内战”并非不可想象。

但是，内战最终没有爆发。特朗普在拖延了几个小时之后，发出了“和平回家”的呼吁，而不是“决一死战”的号召，也没有动用军队介入“选举结果的全面核查”。预想中更为惊恐的情节还没有发生，政治对抗止于“选战”，濒临崩溃的危机幸运地躲过了崩溃的劫数。

狼来过了，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但在嘶吼之后又迅速离去。国会山的暴乱更像一次象征性的休克疗法，让人们从“政治失忆症”中惊醒，重温历史教科书写就的常识：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从来不是坚如磐石的大厦。

很快，重温历史的治疗努力开始了。1月8日著名美国史学者方纳（EricFoner）在《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次国会山暴动并不是第一次以法外方式推翻民主选举结果的企图”。美国在“重建时期”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件，有些远比1月6日的暴乱更加暴力。他列举了年和年武装白人推翻民选的黑人或跨种族的地方政府或官员的事件。他提醒美国人，“让我们不要假设，在国会山暴乱之前美国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幻觉。

1月29日马萨诸塞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茨（AlasdairS.Roberts）在《对话》网站发表文章，题为“那些哀悼美国民主脆弱性的人们弄错了什么？”。文章指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华盛顿特区部署军队来维持秩序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四次，而针对总统和政要的暗杀事件也发生过多次。作者试图在历史的视野中，对美国的真实现状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许多人看来，攻击国会山事件显示，美国民主已经变得脆弱，而这种脆弱性是新近的危险趋势。但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夸大其词之嫌，并不是因为它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而是它忽视了一个历史事实：“美国民主一直是脆弱的。”更准确地说，美国真正的困难在于它是一个“脆弱的联盟”，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局部冲突，其中许多深层的裂痕并未真正弥合。“美国”（TheUnitedStates）这个词（在字面上）是复数名词，直到南北战争之后，才在美国官方演讲中被确立为单数名词。

但美国政界常常将国家团结视为理所当然，许多新上任的总统都倾向于推行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些计划激励了支持者，同时也激怒了反对者。但这种赢家通吃的方式可能会加剧分裂，而不是重建团结。自年代以来，旧的分裂开始重新出现，体现为所谓“红色”美国与“蓝色”美国之间的分野。这两个阵营对于什么是国家的优先任务，尤其是对于联邦政府的作用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导致了对政府的敌意，因而使政治陷入僵局。

民主的脆弱性并不新鲜，政治暴力与应对政治暴力的努力在美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人们对于民主的信心也是如此。在过去的一年中，人们对美国民主的信心遭到了打击。但在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在年代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大潮的困境中，人们对“民主的终结”也有过类似的恐惧。但这些历史经验的证据也表明，脆弱的民主政体能够在各种冲击下延续，也确实具有自身的适应性。最近美国总统大选以来的诸多事件令人不安，但这并不表示美国的民主即将崩溃。

文章在最后写道，仅仅在二十年之前，许多美国人坚信自己体制的优越性，“小布什总统甚至宣称，美式民主是‘国家兴盛的唯一可持续模式’。相比之下，今天许多人担心这种模式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如果说当初的傲慢精神是误导性的，那么年的绝望也是如此。“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正在为维护团结、遏制政治暴力，以及达至民主原则而进行永无止境的努力。”

在历史学家呈现的视野中，美式民主的“灯塔”寓言是一个短暂而过时的迷梦。而在政治理论界，从古至今严肃的学者，无论持何种立场，从未将民主视为一个神话。这不必回溯到亚里士多德或者托克维尔，当代支持自由民主制的政治理论家，对民主政治的现状与前景大多保持审慎或忧虑的态度。

早在年，一份题为“民主的危机”的报告提交给了“三边委员会”（TheTrilateralCommission），作者是克罗齐（MichelCrozier）、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与绵贯让治（JojiWatanuki）。他们针对当时西欧、北美和日本等国家对于民主的悲观论调，对民主政体面临的外部与内部的挑战做出分析，认为导致民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政府要求的增长与政府执政能力的不足。在年代，著名政治学家达尔（RobertA.Dahl）发表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和《民主及其批评者》（）等论著，对民主政体的局限与弊端展开多方面的检讨评估并提出改良的构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对于民主的忧患意识贯穿于整个冷战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历史终结论”等对民主的乐观论述才成为显学。

克罗齐、亨廷顿与绵贯让治合作撰写的《民主的危机》（）福山是西方民主政治最热衷的辩护者之一，但他在年发表了关于民主政治“衰败”（decay）的研究，并且特别针对美国的体制发出警策：“思想的僵化与根深蒂固的政治势力形成一种结合，阻碍了这些体制发生改革。如果没有一次对政治秩序的重击（shock），无法保证这种局面将会有什么改变。”在年，福山在桑德斯和特朗普的崛起中看到了这种冲击出现的可能，两派的选民得以借助“激进的局外人”净化清理腐败的建制派。但他同时担心，“民粹主义者贩卖的灵丹妙药几乎于事无补……将会使局面恶化而不是改善”。带着对政治衰败的关切，福山年1月在《外交事务》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考察“特朗普执政时期政治衰败加速恶化”的趋势，甚至怀疑这种衰败已经“败坏至核心”。在他看来，民粹主义的策略将特朗普送进了白宫，“恶化的进程以惊人的速度一直持续，扩展到当初难以预料的范围”，最终在国会山骚乱事件中发展到顶峰。危机过去了，但引发这场危机的深层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仍然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俘获，这些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扭曲政策，误解了整个政体的正当性，而这个体制仍然过于僵化以至于无法改革自身。”福山进一步指出，两种新现象的影响使局面更为恶化，一是新的通信技术加剧了“民主商议之共同事实基础的消失”，一是两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已被凝固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分裂。

民主理论家戴蒙德多年来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