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修订版），罗志田著，商务印书馆即出本书又一次再版，出版社青眼的后面是读者的厚爱，特致谢忱！这次是修订版，修订的幅度不小，一是增添了好几篇文章，多是北伐前后的政治外交，以及作为这一版引论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各文均来自不会再版的《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一书）；也删去了两篇文章，一是原作为引论的清季改科考的社会影响，一是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两皆偏重社会、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修订版更侧重于常规意义的政治史，也更贴近“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这一主题。近代百余年间，中国多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能够一以贯之。各种思想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可谓名副其实的“思潮”——潮过即落。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贯穿其间，虽时隐时显，却不绝如缕。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潜流者，看似虚而不实，却也虚实兼具，有傅斯年所谓“无形而有质，常流而若不见”的意味。就像“大海上层的波花，无论他平如镜子时，或者高涛巨浪时，都有下层的深海在流动”，而“上面的风云又造成这些色相”。水面的色相只是表象，而表象背后的动力不必是单一的，下层深处的流水和上面的风云，皆不能忽视。却也可以“即事见风，即实求虚”，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来落实刘咸炘提倡的“史有子意”。我们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发现其所蕴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本书侧重的时段是民国建立后的十多年，不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军事以及思想学术，既有很多延续，也有相当大的转变。在所谓北洋军阀（军阀是当年的人已在使用的贬义词，含义相当复杂，且不限于北洋一系）统治时期，全国政局显得紊乱，被认为类似五代。于是出现与五代相近的时代要求，即向往统一，是北伐成功的一个基本要因。成立不过十多年的民国，实际再次改朝换代，带来比辛亥鼎革更大的变化。民族主义在其间的能动形态，有颇具特色的表现。而其对政治的影响，也相当显著。一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民国政治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历史现象，或能增进对这一动荡时代的认识。本书所收各文，都多少触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面相，又都与民国政治相关，故定名为“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从篇目看，全书略呈“由虚入实”的意味，前面几篇探讨的更多是相对广义的政治行为，后来就逐渐进入比较狭义的政治史，侧重政局、军事与外交。自清季中国新史学提倡“民史”以来，以“君史”为表征的政治史至少在意识层面曾被拒斥。梁启超在年提出，当时中学国史教科书及教授法的主要缺点，是其内容“全属政治史性质”，而将“社会及文化事项”视为附庸。其实，不仅“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根本是“旧式的政治史专注重朝代兴亡及战争，并政治趋势之变迁亦不能说明”。他明确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建议，拟将全部中国史纵断为六部，即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会及经济、文化。其中后两部的篇幅占全书之半，而政治仅占约六分之一。这里的“文化”本身兼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文化即作为六部类之一但又占据较多篇幅的文化史；但还有一种广义的文化是包括政治的。后者是一些时人的共识，胡适在大约同时也提出一种“专史式的”整理国故设想，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他进而将系统的“中国文化史”具体分为十种专史，其中就包括经济史、政治史和国际交通史。在已经缩微的政治部分里，梁启超主张“对于一时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皆从略”；而“专纪政制变迁之各大节目，令学生于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这虽是针对中学生的有意省略，且有明显的道德考虑（即淡化传统政治中“机诈黑暗”的成分），然矫枉过正的倾向性仍太强。试想一部中国政治史竟全无“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的确也只剩一些“抽象的概念”了，恐怕难以达到梁氏希望使学生产生兴趣之目的。不过梁启超另为政治史留了一些余地，在他所分的六部之中，“现行教科书中所述朝代兴亡事项”全被纳入“年代之部”。由于“一姓之篡夺兴仆，以今世史眼观之，殆可谓全无关系”，故这一部分“所占篇幅不及全部二十分之一”。其意虽贬损，也算为“政治史”开一后门。而在其设计的占六分之一的“民族之部”里，“专记述中华民族之成立及扩大，其异族之侵入及同化，实即本族扩大之一阶段也，故应稍为详叙；而彼我交涉之迹，亦即形成政治史中一重要部分”。民族间的人我关系以及中外“彼我交涉之迹”，确为不论哪种意义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中一项特别重要的内容，其所占比重也反映出民初史学所受西方治史那“四裔”倾向的影响。把上述内容加起来，政治史在整体史学中所占的比重也低于四分之一，的确是面目一新的通史。这样一种排斥实际政治的“民史”取向，颇与后现代兴盛时的西方相类，可以说是走在世界前面了。惟昔年中国新史学的“民史”是说得多做得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包括近代史在内的中国史仍以政治史（逐渐延伸到经济史）见长。只是到了近二十年间，关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史学论著开始减少，而以思想、社会和学术为主的专门史逐渐兴起。这里既有学者的自觉努力（即有意弥补过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学术发展的影响，可能还隐伏着传统的某种再现。在政治史几乎成为史学“普通话”的年代，各专门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层面多少带点“草间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风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掺和一些其他专门史的“方言”风味，常把政治放在文化与社会的大框架中进行论证分析。窃以为这是一个好现象，盖任何“新”领域的探索都可能使学者对一些滑向边缘的既存领域产生新的认识。部分因为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影响，权力意识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入各专门史之中（在性别、族群等新兴专门史中尤其明显），这些专史所提供的新权势关系很可能改变我们对“政治”的观念，从而导致政治史这一过去积累丰厚的领域再次“复兴”。其实近年政治、外交等专史的淡出多少也因为一些学人的边界和门户意识太强，非此即彼，不免存在西人所说倒洗澡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的倾向，而忽略了文化、社会、思想、学术等与政治之间那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中国士人重视政治的传统在近代不仅没有减弱，甚至有所增强——处理从头发到脚的身体，便一直未曾离开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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