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多年，中国影视圈和文学界的一些人，对历史题材很感兴趣，或耗费巨资，拍了大量“某某王朝”的影视，或费力劳神，写了不少“某某大帝”的小说。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热衷于历史叙事的人，似乎缺乏基本的历史感和批判意识。他们习惯于凭着任性的想象，以虚假而夸张的方式戏说历史，甚至怀着无限的崇敬和向往美化封建帝王，美化落后的生活方式。

1

叙写历史题材，首先要尊重历史，也就是说，要克服任意的主观性，要避免用想当然的方式臆造和歪曲历史。例如，在中国的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前现代阶段，占据主宰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封建的“王权主义”文化，百代相承的则是所谓的“专制政体”。自晚清开始的文化启蒙和社会改良，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这种落后的制度模式。梁启超的《拟讨专制政体檄》，就强烈地表达了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对它的厌恶和否定态度：“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窟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也？专制政体也。”。事实上，将中国的落后归因于落后的专制政体，这是当时及后来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如果对专制主义也有着同样的了解和认知，就不会糊里糊涂地把低级的前现代文明，当做高级的现代文明，当做所谓的“高端文明”，更不会把秦始皇这样的封建皇帝，美化成一个理想远大的现代政治家。

然而，我们时代的小说家和艺术家，既没有这种最起码的历史感，也不愿意尊重和接受那些最基本的常识。有的人对专制暴君秦始皇感情深厚，无限崇拜。他们为他辩护，为他大作翻案文章，颇有不将他包装成乔治·华盛顿不肯罢休的架势。与嬴政有关的电视剧，似乎就很不少，拍得如何，没有看过，无法判断，但属于赞美一流的，想来大概不会没有的吧。电影《英雄》，倒是看了，当时的感觉，真是别扭极了。张艺谋一反过去人们的批判态度，大拍嬴政的“御马”，立志要把他塑造成一个胸怀宽广、忧患元元的大英雄。在《英雄》的完全虚构的叙事里，这位暴君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天下”。张艺谋就这样将阴险的欺诈，残忍的杀戮，疯狂的掳夺，恐怖的专制，一股脑儿转化成了匡救天下的丰功伟绩，不费吹灰之力，就让那些与秦始皇不共戴天的刺客，放弃了复仇的志向和决心，五体投地地拜倒在“英雄”的脚下。张艺谋的电影无原则地崇拜并赞美强权，把最终的胜利和成功，当做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体现了这样一种市侩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历史观：历史主要是由英明的皇帝一个人创造的；成功者便是正义者和真理的拥有者。正像潘旭澜先生在《什么英雄》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英雄》告诉观众，谁越能打天下，越能兼并他国，谁就是超级英雄，就应该统治‘天下’百姓、占有天下土地和财富，无论他的兼并过程是怎样干的，无论他兼并后干了些什么”。那些像张艺谋一样盲目崇拜和歌颂嬴政的人，完全无视这样一些悲惨的事实——秦始皇多次发动血腥的战争，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也看不到秦政权暴虐无度的严重后果——失去人性底线的大规模杀戮，把无边的绝望和怀疑，把无爱的冷漠和仇恨，深深地植入了中国人的内心，从而严重地荼毒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形成了中国人的奴性人格和势利心态。关于这些灾难性后果，梁启超的分析极为深刻。

《英雄》

电影如此，小说如何呢？

手头就有一部长达十一卷、多达万字的长篇小说《大秦帝国》。最近，我花了十多天的时间，较为细致地读了一遍，所得的印象和结论是：它所存在的问题与张艺谋的《英雄》一样严重，一样令人吃惊。

我先得抱怨一句：这部小说写得实在太长了，水分实在太大了！《史记》叙写的是上下三千年的事情，不过用了52万字，《大秦帝国》写的是仅仅年间（自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的事情，怎么就用了比司马迁多出十倍的篇幅？要知道，一部小说的价值，主要决定于它的美感强度和思想深度，而不是决定于它的数量和长度。所以，缺乏思想的冗长与缺乏趣味的芜杂，就是小说作者应该努力避免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作者的低能，而且意味着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我们时代的小说家在颠覆司马迁的“历史观”之前，或者试图超越他之前，先应该把他删繁就简的高超本领学到手，把他妙不可言的叙事能力学到手，把他的“文辞烂然，甚可观也”的语言技巧学到手。现在的一些所谓“历史小说”的概括力、文学性和可读性，实在是太差了。

《大秦帝国》

《大秦帝国》的作者孙皓晖先生很有学问，对战国和秦汉那段历史，也很有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想法的观点。他说：“《大秦帝国》的终极目标，就是想要为国家与民族争取文明话语权。”抱负不可谓不雄伟，目标不可谓不远大，但是，这显然误解了小说的功能，也高估了小说家的力量，——利用小说“为国家与民族争取文明话语权”，就像“利用小说反党”一样，都是不可思议的“野心”，因为，用《史记》里的现成话来说，这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他写小说，陈义甚高，在理念的开掘上，孜孜矻矻，用力尤勤，但是，作者似乎把小说当成了面对公众的讲坛，直接站出来宣扬自己的观点的时候实在太多了。他对情节的剪裁和结构，也未经营妥当，这使得各卷之间的块状并置结构显得松散而拖沓。粗线条的叙事和勾勒太多，而大含细入的描写太少，因此，与秦国的兴衰有关的大事件虽然都写到了，但是，描写不够传神有味，人物不够饱满鲜明，情节不够引人入胜。

2

然而，这部小说最严重的问题，还不在艺术形式上，也不在它的冗长沉闷，而在历史观念和价值理念上。一部历史小说当然应该尽量给人们提供新鲜的思想和价值观，但是，不能为了出新出奇，而不顾事实，而无视几千年来人们已经形成的共识。因为，我们的稳定的历史感和可靠的现实感，全都要靠这些常识和共识来支撑。如果否定这些共识，就会发生严重的价值认同危机，就会导致文化价值体系的混乱，我们就有可能成为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虚无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

譬如，秦始皇那段血腥、恐怖的统治，就是早已有了证据确凿、不可移易的定论的。秦政权之所以祚薄命短，二世而亡，原因固然复杂，但最高领袖嬴政无疑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作为国家命运的绝对主宰者，他“仁义不施”，“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过秦论》），或者，像那些与他同时代的人们所说的那样，他“天性刚戾自用”，“少恩而虎狼心”（《史记·秦始皇本纪》）。他钳制言论，焚书坑儒；赋敛无度，强取豪夺；矜武任力，“罪人以族”，大行车裂镬烹等骇人听闻的野蛮刑罚，甚至出现了像贾谊在《过秦论》中所写的悲惨情景：“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总之，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中，就连韩非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商鞅、李斯这样的高级领导人，都没有逃脱被毒死、车裂或腰斩的命运。这无疑是一个人民的自由感最少、幸福指数最低的朝代——人们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迁徙和行动的自由，没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活得动辄得咎、战战兢兢，简直是悲惨极了，不幸极了。所以，秦始皇的罪恶，在性质上，接近汉娜·阿伦特所说的“绝对罪恶”——它包含着“反常的恶意”（pervertedillwill），总是在消极的意义上“改变人性”。

正因为秦国的暴政害得民不聊生，搞得“天下熬然若焦”，所以，司马迁才对斩木为兵、揭竿而起的陈胜给予极高的评价，不仅将他放在孔子之后列入“世家”，而且，还将他反抗“暴秦”的业绩，等同于汤武革命和《春秋》之作：“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气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评价是非常高的，也是充满历史感和道义感的。而司马迁之所以于《秦本纪》之外，另作《秦始皇本纪》，推原其意，殆在深入揭示秦朝败亡之由，总结暴政的毁灭带给人们的教训，正像清代学者汤谐在《史记半解》中所说的那样：“作《秦皇纪》，便高古卓劲，笔力纯是先秦，其叙事虽极综核而作意森然，于兴作征戍两端，最为详悉，盖尤恶其残民以逞自取灭亡也。秦以智力并兼天下，志得意满，自谓功高前代，把持万世而有余，于是灭古乱常，淫昏贪戾之政，杂然并作。许多罪过本只一个病根，然就事论之，则民为邦本，而残民尤速亡之道，此史公所以特加详写而得切著明此理，为千秋炯戒也。”

陈涉吴广起义

司马迁对秦朝“暴政”和人民“抗暴”的基本评价，不仅成为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基本共识”，而且还是中国人民认识暴政和反抗暴政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批评秦朝暴政甚至自己时代的“今上”的时候，司马迁坚定地站在人道主义和“人民伦理”的立场，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爱恨分明，绝不宽假，——古往今来，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他的《史记》，大语叫叫，大道低回，炳炳麟麟，千古不磨，受到历代知识分子的喜爱和推崇，既为中国的历史写作提供了的伟大范式，也为文学叙事提供了无尽的道义力量和经验资源。

然而，对司马迁的《史记》，《大秦帝国》的作者却很是不满，视之为“陈腐的史学定式”。他崇尚战国和秦朝的“强势生存”哲学，而贬低司马迁的以民为本的人道主义：“司马迁没有以文明史称量历史人物的高端文明理念，而只有狭隘的生命至上意识。在他看来，为了实现“伟大”的目标，生命的“牺牲”是在所不惜的。所以，针对《史记·蒙恬列传》批评统治者“固轻百姓力”的“太史公曰”，他以近乎谴责的口吻批评道：“当历史需要一个民族为创建并保卫伟大的文明而做出一定牺牲时，司马迁看到的，不是这种牺牲对民族文明的强势生存意义，而是仅仅站在哀怜牺牲的角度，轻飘飘挥洒自己的慈悲，冷冰冰颠倒文明的功罪。虽然，没有必要指责司马迁之论有拥戴秦二世杀戮之嫌。但是，司马迁这种心无民族生存大义而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