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巴厘岛的“习拜会”为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增强了信心。12月15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举办中美智库对话，双方代表围绕如何重塑中美经贸关系，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展开讨论。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认为，在中美关系愈发不稳定的背景下，避免经济问题的政治化，保留对话与合作空间符合两国的利益。从长远来看，美国对华政策整体已转向围堵遏制，中美全方面战略竞争或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中国在很多领域仍没有到达真正的前沿。要想实现发展，尤其是在技术领域想获得突破，最优的发展途径不是自己去研发，而是向先进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进行学习和引进，发挥后发优势，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但目前的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的不稳定把我们学习引进消化的渠道给封锁了，这也迫使我们只能提前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面临着成本高、风险大等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讲，至少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会遇到一些冲击，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可能放缓。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直面这些挑战，努力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美相互依存问题。后疫情时代中美对话与合作的空间仍然存在，两国在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上存在着共同利益，特别是在公共卫生、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及人文交流等方面保留对话空间。未来如何寻找两国关系新的平衡点，避免将经济议题政治化，推动中美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至关重要。

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Prestowitz)指出，应认真对待全球化趋势下美中两国相互依存背后的隐性风险。当前，美中关系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加剧了国际通胀。随着疫情的发生和蔓延，整个供应链受到波及与困扰，美国的制造商正在将他们的生产零部件业务变得更加靠近本土。与此同时，在本轮通胀中，供需之间的不协调、疫情对全球运输网络的冲击都在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并通过贸易渠道传递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刺激通胀的发生。因此目前美国考虑的不仅仅是重组供应链，还有抗通胀等问题。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中之间的大规模贸易摩擦成为影响两国经济、双边关系和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美中之间的战略对抗性态势也将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进程一直存在。纵观上世纪的美日和美欧贸易摩擦，我们可以看到美中贸易冲突表面上是贸易不平衡问题，但其实内在隐含着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制度上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美中之间的产业政策博弈。美国采用的产业政策，其目标是为了维持其在全世界范围内技术的领先优势。与美国相似的政治制度、安全关系稳定、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也难逃与美国的贸易对抗。

不同于特朗普政府，当前拜登政府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尤为重视。相较于贸易，科技将会成为拜登政府执政期美中竞争的主战场。美中两国争端的焦点从贸易问题转向技术问题，贸易冲突将升级为高科技产业领域的竞争。因此，在评估未来美国对华科技政策时，应将制度和技术两个维度纳入考虑，并认识到美国将继续维持部分“脱钩”的政策以维护其自身利益。但我们也应看到美中两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相互依存的关系，像在基础科学、重大传染疾病、环保等领域，美中之间是可以进行开放竞争的，甚至还有很多互相合作及交流的空间，如果完全脱钩的话，对双方都非常不利。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高级顾问甘思德(ScottKennedy)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美中关系走势，两国都有责任管控危机。双方必须要共同去应对彼此的关切，并在实现双边关系长期稳定方面做出努力。从目前来看，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很多领域的意见存在差异是根本性的，也是深层次的。两国民众对于未来美中关系的走向也缺乏信心，因此在现阶段讨论如何求同存异，重建互信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如何看待求同存异，重建互信?我们从巴厘岛会议上可以看出，美中两国领导人愿意重启对话。美方官员来中国访问，也希望在年能进一步加强双边对话，重点讨论宏观经济、气候变化、卫生健康等方面的主题。而且，随着中国重新调整防疫政策，年应该会有更多的人文交流、国际旅行，这将有助于缓解过去几年两国关系紧张的状况，降低未来发展轨道朝负面走向的风险。

其次，如何努力才能逐步实现双边关系的改进?他认为，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可能会产生一些限制或带来冲突，但不一定把对方当成敌人，应根据相互依赖设定界限和底线。同时，要以更加现实的角度来观察，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里面能够找到相应的方法与模式，来解决相互依存所产生的问题。我们应慎重看待在部分领域采取“脱钩”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互相依存能给对方带来价值，只要找到符合双方商贸关系的利益，然后对它进行精准的调适，使其符合长期发展的利益即可。无论是美国与中国，或是与其他国家保持关系的时候都可以这么做。如果要在这方面得到改变，寻找未来两国关系更加稳定的基石，美中双方不仅要谈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还要着眼于当前棘手的一些问题。当然，这需要美中两国共同努力做很多的工作。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LiCheng)强调，面对世界变局和紧张的双边关系，美中两国的智库学者有必要帮助弥合学术话语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鸿沟。当前从经济层面来看，美国经济遭遇四十年来最高通胀，中国经济增速创四十年来新低。此外，预计明年美国将陷入经济衰退，而中国在确保国内外投资者信心方面则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须从多维度审视国家安全、政治关切和经济利益之间的联系，并防止两国的误解和一厢情愿。

对于美国来说，一是拜登政府坚持“联盟驱动”的地缘政治和“价值观外交”，并强调改善与盟友的关系，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应意识到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只能通过相互依存才能解决，单极或双极结构都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二是随着地缘政治断层线开始形成，技术已成为美中竞争的核心领域。但华盛顿应该更加谨慎地考虑在精密高科技行业与中国脱钩的可行性。这些举措可能代价高昂，而且会损害美国的竞争力。三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希望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然而，华盛顿尚未对中国的经济轨迹和美国在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交道时的战略目标进行有实证根据的评估。

对于中国来说，一是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但许多人仍然认为，逆全球化趋势是暂时的，可以迅速扭转。但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全球经济框架尚不明确。二是许多人认为，中国强调经济激励和对外交往的兴趣会挑战并削弱?些国家过度的意识形态和安全担忧。但是没有证据?持这?点。目前几乎所有大国都将安全和政治置于经济之上。三是部分中国精英认为，中国与美国商界的牢固联系将阻止美中关系恶化到某种境地。但美国民众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与中国的贸易可能有利于美国企业和华尔街，但不会有利于美国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

总之，对双方误解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而且还揭示了同理心的重要性，从而展示了合作与共存的机会。对此，我们应该有全面的计划来重塑美中经贸关系，才能摆脱惯性思维、阻止正在加剧的敌意，反思零和博弈战略，寻找共同利益和新动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指出，中美可以考虑共同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更广泛应用，以改善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困境。二战以后，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社会中一直作为国际交易的首选货币，是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也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各国提供了安全、稳定的交易保障，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发展，为参与其中的各国都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受国际政治局势影响较大，今年2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俄实施制裁，并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国际货币体系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一个主权国家利用国际公共产品、国际货币美元作为手段，制裁、惩罚另一个主权国家，直接导致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公信力的下降，各国央行不得不重新思考本国的外汇储备安全问题。

对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热议的话题——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单一主权货币是否为长久之计，当时我国时任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世界各国应当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加强SDR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交易中的应用。通过其一篮子储备货币的特质，包括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帮助部分国家规避只使用美元进行国际交易所带来的风险。如此一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占据重要话语权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能够继续遵循现行的运行方式，国际货币体系也能回归其普惠性、包容性、国际性的本质，这对于世界各国，以及中国来说都大有裨益。

——本文整理自讲者的发言内容，未经讲者本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