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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神话已终结，特朗普不是破坏者，而是纠偏者

作者：娜迪亚·沙德洛（NadiaSchadlow）

译者：王婧滢

法意导言

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成员娜迪亚·沙德洛（NadiaSchadlow）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第九/十月刊发表了《美国幻想的终结》（TheEndofAmericanIllusion）一文。她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能拘泥于过去的幻想。在当今国际环境中，广泛的政治自由化和跨国组织的增长并没有缓和各国之间的竞争，全球化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造成了不平等和脆弱性。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削弱了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并对民主社会提出了挑战。作者认为，特朗普在任期内对过去的幻想提出了纠正，他敦促其他大国为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使用关税作为贸易策略，并且扭转美军的衰落。

自冷战结束以来，大多数的美国政策制定者都被一系列关于世界秩序的幻想所迷惑。在关键问题上，他们看到的世界是幻想中的样子，而不是它的真实面貌。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界的产物，所以他不会在这些幻想下做事。特朗普是一个颠覆者，受他的非正统的视角启发的政策，已经开启了一系列早该进行的纠错。在今天充满恶意与批评的党派辩论中，许多必要的调整被曲解或误解。但特朗普发起的改变有助于确保国际秩序将继续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并有利于其他自由开放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

随着政府第一届任期即将结束，华盛顿应该审视冷战后摇摇欲坠的秩序，并制定一条通往更公平与安全的未来的道路。无论谁将在明年1月成为美国总统，美国政策制定者都需要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采纳新的想法，并对长期操纵自由国际秩序规则以谋取自身利益的竞争对手采用新的思维。

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应该基于一套新的假设。与苏联解体后作出的乐观预测相反，广泛的政治自由化和跨国组织的增长并没有缓和各国之间的竞争。同样，全球化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也不是单纯的好事；它们常常造成意料之外的不平等和脆弱性。尽管数字技术的普及提高了生产力，并带来了其他好处，但它也削弱了美国军事力量的优势，并对民主社会提出了挑战。

鉴于这些新的现实，华盛顿不能简单地回到过去的舒适的假设。世界已经越过了冷战后的“单极时刻”，进入了一个相互依存和竞争的时代，它需要不同的政策和工具。为了正确地指引这个新时代，华盛顿必须放弃旧的幻想，超越自由国际主义的神话，重新考虑它对世界秩序本质的看法。

随着二十世纪的结束，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民主理想，这激发了西方的自豪感和对未来的厚望。一个共识逐渐形成：在自由民主上的趋同将带来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随着苏联的衰落和冷战的结束，美国总统布什呼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即建立在自由价值观、民主治理和自由市场基础上的“普世和平”。几年后，比尔·克林顿总统年的国家安全战略阐明了一项有关紧密联系和民主扩展（engagementanddemocraticenlargement）的政策，这将改善“政治稳定、和平解决冲突以及世界人民更大的尊严和希望的前景”。

这种自由主义趋同的假设促使美国决定允许中国在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如克林顿当时所说，这样的开放将“对人权和政治自由产生深远的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将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获得廉价进口商品，而中国将有机会为数亿人带来繁荣——华盛顿的许多人认为，这会改善民主化的前景。这是一场双赢。

但中国无意与西方趋同。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官员都担心中国的意图。但从根本上讲，他们仍然坚信，美国需要与中国建立联系，来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并且中国的经济自由化最终将带来政治自由化。但与之相反，中国持续利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来发展经济和加强军事力量，从而确保了中国的长期力量。

当一些国家在海外破坏了自由主义的趋同时，经济全球化在美国国国内也未能满足预期。全球化的支持者声称，在由自由贸易推动的经济中，消费者将通过获得更便宜的商品而获益，不断增长的服务业中更好的工作将替代失去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外国直接投资将流向每一部分，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将变得更加高效和创新。与此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组织将帮助管理这个更自由、更一体化的世界（更不用说还有它多达页的规章制度了）。

但是，全球化浪潮将推动所有行业兴起的承诺却没有实现：有的行业上升到了极高点，有的停滞了，还有的干脆沉没了。事实证明，自由主义的趋同并非双赢：事实上，其中有赢家和输家。

民众对这样的现实的强烈反对让精英们措手不及。当华尔街的渎职行为和美联储（FederalReserve）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这种反对愈演愈烈。银行和金融公司随后获得的慷慨救助令许多美国人相信，企业和政治精英正在玩弄这一体系——特朗普在年的竞选中抓住了这个主题。然而，在特朗普获胜前的几年，许多普通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全球化正在伤害他们。随着就业机会和资本投资外流海外，劳动人民直接体会到到自由贸易如何会使社区空心化。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GitaGopinath）也在年承认，国际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工人的伤害非常大。从年到年，美国失去了大约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垂头丧气地走向海龟湾（SLOUCHINGTOWARDSTURTLEBAY）

美国决策者着迷的第二个幻觉是，华盛顿可以依靠国际组织来帮助其应对重大挑战，借助美国领导，“全球治理”将获得实现。既然各国在政治和经济自由化上趋于一致，那自然可以认为，核扩散、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跨国挑战将取代州际竞争，成为美国领导人的主要焦点。传统观点认为，这种威胁最好由国际机构来管理。

这种观点认为，既然其他国家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自由民主，那它们与华盛顿就有许多共同的目标，并将遵守华盛顿的规则。这种信念倾向于弱化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并且弱化各国在组织自己的社区方面存在的差异。即使是民主国家，在文化、制度和政治价值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着高度的差异。

尽管如此，国际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有野心。年，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Boutros-Ghali）的和平议程里设想，联合国能通过扩大维和行动来维护世界和平、保护人权和促进社会进步。年至年期间，联合国授权了20个维和任务，这超过了它在过去40年中执行的任务总数。

联合国独立机构也逐渐开始执行任务。世界卫生组织（为了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而成立于年）开创了联合国许多最伟大的成就，包括根除天花和几近消灭小儿麻痹症。但多年来，它的规模急剧扩大。到年，它已经开始发布各种警告，涵盖从食品安全到手机使用、空气质量的方面。这大大分散了工作人员和资源，削弱了机构应对真正危机的能力，例如正在发生的covid-19疫情。在最初疫情爆发期间，由于各国政府争先恐后地抢夺医疗设备，世卫组织被迫退居边缘。该机构为中国对疫情的应对的强力辩护表明，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支持世卫组织的任务，而是利用其势力与世卫组织合作。

然而，联合国的麻烦远不止发生在世界卫生组织。年，最近担任外勤支援助理秘书长的联合国职业官员安东尼·班伯里（AnthonyBanbury）写道，联合国的官僚机构及其复杂，以至于它无法产出成果，“无数的税收”与一长串“从未再出现的人类愿望”消失在这个黑洞中。这些失去的机会带来了怀疑，并从内部削弱了国际自由秩序。

不再战无不胜

尽管自由国际主义鼓励相互依存和多边主义，但它也依赖于对华盛顿的信心，相信它有能力无限期地保持冷战结束后享有的无可争议的军事优势。实际上，在几乎在每个领域，美国的军事主导地位现在都正在受到挑战。美国不再能够在陆地、海洋和空中领域等传统领域自由行动，也不能在外太空和网络空间等较新的领域自由行动。新技术和武器系统的传播以及对手对于不对称战略（asymmetricstrategies）的追求，限制了美军发现和打击目标、供应和保障海外部队、自由航行、控制海上通信线路和保护本土的能力。没有什么能扭转这种趋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越来越依赖太空，因为许多军事和情报职能都依赖于基地卫星等资产。但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现在有能力部署反卫星武器系统。与此同时，在太空的私人商业活动也呈指数级增长。自年以来，大多数卫星发射都是由美国以外的国家（主要是中国、印度、日本和欧盟成员国）进行的，这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太空中自由机动的能力，并增加了环绕地球运行的碎片数量，威胁着所有的太空资产。

在网络空间，军事供应链中出现了硬件和软件上的弱点，可能会降低重要平台的效能。年，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戈尔德芬（DavidGoldfein）形容F-35联合攻击战斗机是“一台碰巧会飞的电脑”——因此，和所有电脑一样，它很容易受到网络攻击。同年，国防科学委员会警告说，由于如此多的武器系统是相连的，某一个系统的弱点会影响到其他武器系统。

与此同时，官僚主义的要求使军队更难以创新。从设想联合攻击战斗机计划开始，到第一个F-35战斗中队宣布投入使用，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年。军方对高绩效的要求不切实际，而渴望签订合同的公司承诺会实现这一点。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Gates）抱怨说，美国军队不愿意接受一个实际上可以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建立和部署的“百分之80”的解决方案。考虑到相抗的技术发展得如此之快，美国国防行业的这些摩擦对美国打赢战争（尤其是与实力相近的竞争对手的战争）的能力提出了严重的质疑。

与此同时，北京和莫斯科开发了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武器系统，这降低了华盛顿在东亚和欧洲施展权力的能力。中国已经了发展且现代化了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并在技术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加强其常规力量。尽管俄罗斯与美国达成了军备控制协议，但俄罗斯仍制造了一系列奇特的“末日武器”和低产量战术核武器。这两个国家也都在向高超音速武器投入大量资源，这些武器的速度和机动性使常规导弹防御系统失去效用。

此外，伊朗和朝鲜等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也在继续发展和完善其核计划。尽管在想象中，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事实证明，美国在军事主导的时代已经相对变短了。

技术不是朋友

对新技术优势的错误信念并不局限于军事事务。随着数字革命的开始，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袖们乐观地认为，这些技术将加速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传播——正如乔治布什总统年所说的那样，“信息时代可以成为解放的时代”。几年后，克林顿预言“自由将会通过手机和有线调制解调器传播。”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的是，连接和赋予人们权力的技术同样也会危及自由和开放，并且限制人们独立自处的权利——这是兴盛的民主所需的所有要素。在西方公司（有时是不知情的）的帮助下，独裁国家已经部署了数字技术来控制国家公民。例如，利用面部和语音识别技术以及DNA测序技术，建立了一个“社会信用”系统。这些做法也不仅限于独裁政府。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人工智能全球监控指数，20国集团的几乎所有国家都部署了包括面部识别程序在内的人工智能监控技术。

打破神话

特朗普在竞选和总统任期内，对过去的幻想提出了一些纠正措施——通常直截了当，有时前后矛盾。他对谈论和执行外交政策的传统方式的背离源于对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的接受：友善的全球化和建设和平的自由国际主义的愿景未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日渐抵触的世界。

特朗普强调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挑战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向国际组织移交权力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单方面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而是意味着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考虑一下美国政府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开放的战略，这其中包括反击中国在南海的过度且非法的领土主张，并通过提供装备来加强越南等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海上安全。这些措施与北京在该地区创立从属关系、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更广泛的层面，特朗普政府将互惠原则应用于各种国际机构和规范。这意味着敦促其他大国为自己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为西方主导的秩序贡献更多力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JensStoltenberg）认为，特朗普对分担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