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饶及人（后排右二）和贝聿铭家人合影（照片由作者提供）

如果有人问我，生命中最幸运的事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结识贝聿铭先生及其家人，能与其子、我的好友贝建中以及其好友一起创建贝聿铭基金会，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事情之一。

和许多华裔美国人，或者说和许多亚裔美国人一样，我在年选择攻读建筑学，那是我在纽约就读高中的最后一年。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我想在将来成为另一个贝聿铭。他是我职业生涯和生命中的灯塔。在年从普拉特学院毕业后，我向他的办公室提交了求职申请。不幸的是，他的副合伙人兼人力资源总监黄慧生先生说，我太年轻了，经验不够。黄慧生在面试中告诉我，也许我可以在几年后重试一次。

命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走上了另一条职业道路，并于年在纽约皇后区创办了自己的公司JamesJaoAssociates。在20世纪80年代的鼎盛时期，我的公司非常忙碌。根据道奇建筑报告，在年和年，我的公司设计了皇后区约30%的新住宅区中的家庭建筑。当然，其中大部分是小型建筑。那个时候，我的公司有名员工。而贝聿铭受委托设计了香港的中国银行大楼、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等。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贝聿铭旗下的公司凭借名余名员工成为最大的美国华裔建筑公司，而我那个拥有名员工的公司排在第二位。

年夏天，我在成为纽约市规划委员会的首位华裔美国人后，终于有机会亲自拜访贝聿铭位于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此行是为了讨论在布朗克斯植物园建一座中国式花园一事。他在获知我只有32岁后，恭喜我打破了他的“魔咒”——没有哪位建筑师可以在40岁以前成名。他还祝愿我继续取得成功。

年，贝聿铭的老搭档，当时90岁的黄慧生先生将《贝聿铭和他的建筑作品》的作者珍妮特亚当斯斯特朗引荐给我，帮助我完成我的第一本英文书——《直言中国城市化》。黄慧生和珍妮特亚当斯斯特朗均对我表示，贝聿铭曾告诉他们，我比他更具影响力，因为我正在做城市规划。而他仅仅是一名建筑师。我告诉他们对于贝聿铭的谬赞自己感到大吃一惊，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不认为任何人尤其是我，能够获得他那样的影响力。他是一个标志性人物。

年秋季，我在北京美洲俱乐部庆祝60岁生日时，贝聿铭的儿子贝建中专程从纽约飞来，参加我生命中的这个重要活动。第二天他又飞回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贝建中这个美好的举动。

去年11月，贝建中和我有一次难得的、美妙的机会，亲自与贝聿铭会面，讨论如何建立贝聿铭基金会，该基金会在香港注册，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主要为了宣传贝聿铭作品的哲学理念，最重要的是传播他在艺术和文化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精神。

就在几天前，上周一，我和贝建中在上海出差，期间还和我们的好朋友让皮埃尔海姆共进晚餐。由于父亲的身体状况不太好，贝建中第二天就返回纽约了。在对贝聿铭的设计概念进行一些讨论后，我们很快在餐巾纸上写下了下面的草稿：

贝聿铭是享誉世界的建筑师，他持续